专家简介：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大国担当

　　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对于全球治理有何影响？各国政党高层对话又将产生怎样的“化学发应”？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就这些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接受专访。

　　以下为专访实录：

　　记者：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对此，您如何理解？

　　郑永年：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为不同层次，有地方性的有区域性的，最后是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全球化，到今天，全球化已经把整个地球联系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地球村，只有一个地球，彼此间的联系空前紧密。

　　这次非常重要的是，谈到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中国责任。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中国应当怎么做、中国会怎么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中国，首先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搞好，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国内的事情搞不好，就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现在大家非常担心美国或欧洲发生的事情，欧盟以前就叫欧共体，现在英国要脱欧，如果其他国家都跟着脱欧了，那这个命运共同体就终结了。每一个国家要把自己的共同体构建好、每一个区域要把自己的共同体构建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形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英国脱欧对欧共体是个很大打击。美国曾经在全球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现在搞保护主义等。我觉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在构建过程中还是会出现很多的困难。

　　记者：在逆全球化浪潮渐起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对于全球治理有何价值？

　　郑永年：有些评论已经提出来了，希望中国人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以前美国、欧洲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但是它们现在遇到困难了。往后走，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不太可能，往前走，也出现了困难。但是中国不同，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地图里，大家会觉得中国是强有力的支柱。

　　可以看到，在各地逆全球化中，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全球化。大家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区域和国际责任。各国都希望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扮演重要角色。

　　记者：习近平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您怎么理解？

　　郑永年：我非常赞同，也非常惊讶。尽管各国互相往来频繁，经贸关系已经很紧密，但是因为是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制度，之前的政治信任度还比较低的。即虽然彼此做生意，但是信任度低。无论是国内共同体还是区域共同体，如果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就很难构建。近代社会以来，政党就是组织国家政治生活最主要的工具，如果全世界各个政党之间有沟通、交流，那大家就能够达到某种共识。

　　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更大的角色，把世界上政党对话的机制建立起来。我碰到一个美国朋友，他说，共和党、民主党在美国国内很难对话，互相吵架，但在中国，我们既可以邀请民主党，也可以邀请共和党。很多国家都是多党派，中国可以邀请不同的政治力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来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