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

　　201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持续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采访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时，他表示：“社会管理的改革非常迫切。要防止陷入‘城堡政治’的怪圈，沟通不畅，容易出大问题。”

　　郑永年教授持续关注中国的改革，经常在内地调研，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

　　社会管理迫切需要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校车事故频发，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

　　郑永年：此类事情平常也在发生。只是以前没有引起注意，现在引起注意了。媒体发现一个问题，社会就对症下药处理一个问题，一个个地去解决，对社会有好处。但要避免简单控制的方式，不要老是捂住，那样不利于解决问题。

　　日报：对此类事故的处理方式，是否反映出社会管理存在一定问题？

　　郑永年：社会管理有非常大的问题，缺失有效的管理机制。我觉得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往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但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基本空白。发达国家对小学生、老年人，对各个弱势群体，都有各种法律法规，中国在这方面仍留有相当多空白经济学家。

　　整个法律体系不平衡，社会问题就层出不穷。当然经济发展会慢慢推动相关的社会层面的立法。改革开放以前，没有针对社会立法的需要，而现在有需要了。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在内，有关社会、民生的管理都非常弱。

　　日报：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社会管理现状？

　　郑永年：中国目前更多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问题了才去做，管理的代价太大经济学家。

　　实际上政府做不过来的太多了，只能让社会自己去做。一旦政府放权给社会，社会组织就会慢慢成长起来政府培训。

　　日报：你对社会管理的改革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是社会自我管理。如果什么都要政府来管，那可能什么都会管不好干部培训。

　　所以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不到位，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我管理机制又没有经济学家。

　　日报：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上是否也有一些进步？

　　郑永年：据我所知，广东顺德试点把很多功能下放给社会，给社会留出空间，社会就会慢慢成长起来。一味管制太严的话，社会组织不起来。最近广东释放出放开民间组织登记的消息，也是一个进步。

　　应列问题清单

　　日报：你认为社会管理的改革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郑永年：问题已经堆积了很多，管理者要有一个改革清单。到底有多少东西需要改革，哪几项社会可以做，哪些是政府必须要坚守的，都要厘清。

　　日报：你觉得这份清单应该怎么列？

　　郑永年：基本上，在社会大的政策里面，社会保障、医疗、公租房、教育这四块是政府要做的。这几个方面的服务需要政府提供，但也不见得是政府自己提供，也可以委托给社会做，或者可以引入市场机制。

　　社会管理主要是三部分：一是社会自我管理；一是社会被管理，就是政府必须做的地方；一是大家共同管理。在此政府需要好好清理一下，哪些方面是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如果把社会管理理解成控制社会，就会很麻烦经济学家。

　　要避免陷入“城堡政治”

　　日报：你怎么看待继续改革问题？

　　郑永年：我最近在关注“顶层设计”的说法。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就是顶层设计要跟地方改革动力相结合。顶层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改革都要自上而下，但是动力都是自下而上的。

　　顶层设计很重要。但回头去看，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从地方开始的。如果大家没有任何实践，光在政策层面说话，得不到基层实践的支持，任何政策都会大打折扣。

　　上世纪80年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很重要。就譬如医生给病人看病，首先要诊断到底得了什么病，这个病怎么来的。现在缺乏前期铺垫，大家说这个人很弱，但是病哪儿来的却不知道，有人说吃这个药，有人说吃那个药，都是凭空想象。

　　目前好多改革是为了既得利益。要抓利益了，就去弄改革。回到医生看病的例子，医生给病人看病，但目的不是把病看好，而是为了赚钱，那病人肯定不买账经济学家。

　　日报：你怎么看待既得利益集团？

　　郑永年：目前既得利益集团挟持政策的倾向较为明显。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华尔街，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这表明，国有企业还需要深化改革。

　　日报：现在许多富人移民海外，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跟改革的关系？

　　郑永年：很可惜啊，知识和财富都流失了。过去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大家一起富裕。现在的问题是，富裕的走人了。问他为什么走？他说我小孩接受不到好的教育，财产也不安全，等等。其实就是社会管理没有跟上。财富在中国产生，但都流到国外了。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层长不大？就是这个道理。日本在经济起飞后差不多20年就培养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层越来越小，财富去哪里了？就是跑出去了。这也是改革的动力之一，一味听任财富流出去，很可怕。

　　日报：日本的经验可以展开论述一下吗？

　　郑永年：日本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产阶层壮大，这是政府的功劳，有一个有效的发展导向的政府。东亚四小龙也是这样。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要看有没有一个强势政府能把社会发展推到另外一个高的阶段。

　　强势政府不见得就是靠国有企业，日本和韩国都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也都支持发展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发展了，就业就上来了，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方面保护社会，民生主要由民营企业部门解决，工资提高、技术升级经济学家。

　　日报：在各种领域的改革中，你最担心什么？

　　郑永年：我担心改革落入“城堡政治”陷阱。普通人的诉求渠道有限，社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既得利益者和普通民众分别处于“城堡”内外。

　　官员可以把小孩送到国外接受教育，有自己的房供系统，能拿到市场的好处，不用承担任何市场的代价，因为他有特殊的渠道。改革因此很困难。

　　社会上的众生，有生活实践。但是囿于体制，无法把诉求传达到官员那里，只能在“城堡”外叹息，这也是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之一经济学家。

　　一旦陷入“城堡政治”，矛盾一出，怕就是大问题。这方面，我们还是希望各级政府能扎扎实实推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