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1989年12月—1994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1994年4月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宏观调节研究部副部长、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目前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等。兼任若干城市、企业的顾问和若干大学的兼职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一些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改革》、《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
 

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

　　认为经过七年的回调，中国经济开始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对于落实十九大提出的改革目标，刘世锦提出重点是推动五大方面的改革。

　　以下为演讲精彩内容：

　　中国经济已经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过去七年，中国经济已处于回调态势，我领导的团队曾于2010年提出基本判断：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从2016年开始，我认为中国经济开始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过程确实发生了。从需求侧来讲，主要是带动高投资的三只靴子基本上触底了。从供求侧来讲，两个基本指标，PPI和工业利润近几年增长幅度比较高。2017年，触底得到了基本验证。有些人又兴奋起来，开始在反弹上做文章。近一段时间关于新周期这类的说法相当流行。这类说法的集中判断是中国经济会重新恢复高增长。有些人说中国经济下一步又要上7%，或者又高多少年，可能吗？基本上不可能。当然，也不排除某个时间搞点刺激政策，但是我估计GDP上7%的情况只可能维持一两个季度，上去会下来，大起大落。我们讲触底指的是稳住了，不再下滑了，逐步进入中速增长的轨道。

　　过去7年的经济回调，我们认为是增长平台的转换，由高速增长平台转入中速增长平台。这种平台转换是中国这类后发追赶经济体的特有现象，各种周期理论都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反弹，我们有一个分析模型，认为反弹主要是存货的提升引起的。真正的终端需求其实并没有上升。但是存货到今年二季度已经出现了一个高点，PPI也出现了一个高点，然后出现了回调。

　　从供给侧来说，真正的生产性投资并没有回升，实际上在下降，产出增长主要靠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所以，我们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个基本判断：2017年的经济是前高后低。到2018年，我们初步判断上半年需求会有一个季节性的回升。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一个中速稳定增长的轨道，也会有一些小波动。

　　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

　　我觉得目前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持续性。

　　降风险重点就是要降低地方债务的风险，也包括部分企业过高的杠杆率。挤泡沫就是一部分城市，特别是一些一线城市，一定程度上的房地产泡沫。增动能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就是把去年以来已经改善的效益状况在各个行业比较均衡、比较正常的情况稳定下来。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不是在把过去大干快上又搞7%以上，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变了，最重要的是把风险降下来，把泡沫挤出去，把动能提起来，把效益稳得住，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在上述这种状况下，我们估计GDP增速会有点回落也是正常的。今后三年GDP增长3%，就可以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而到2020年以后，我们的研究借鉴了国际经验，认为中速增长的平台平均值大体会调整到5%到6%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实际上这些值都很正常。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在中速增长期这个也是高速度了，而且这个平台形成以后，我们估计可以持续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样实现十九大设定的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重点应推动五个方面的改革

　　要落实十九大提出的一些改革目标，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稳定性强、可持续性强的发展，重点是推动以下五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打破旧垄断，着力降低五大基础成本。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成本比较高。下一步能不能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打破行政垄断，加快市场要素的改革，关键问题是要放宽准入，企业的混改既包括国有企业内部的混改，也包括行业混改。例如在石油、天然气、铁路、物流、金融等领域，让一些民营企业，或者让行业外的，包括国营资本在内的其他企业进去，扩大有效竞争，这实际上能降低全社会的成本，应该成为下一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第二，以税改带动减税。在目前税收结构不变，财政收支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真正能够减税的空间相当有限。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进行税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要以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现在我们考虑另外一个思路，把税制改革和减税有机结合起来，减税才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增加房地产税、环境税，然后这一块加起来，生产环节的税和费适当下降，这样减税才具有可行性，整个效率比较高。另外要减少企业五险一金这类税费。

　　第三，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经济在过去两三年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城市化进程出现重要变化的特点，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这次十九大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未来农村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进城，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城乡之间的人员、资金，特别是土地这个要素要能够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所以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下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要逐步进入流转，这个大方向已经明确了，关键是如何落实。这里面有一个理念要搞清楚，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才是真正的保护和发展农民利益。我们要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这样才能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

　　第四，重塑提高地方竞争机制，政府竞争成功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地方竞争在中国发展中占有重要的角色，这个机制不能丢，而应该与时俱进，而且要转型升级。地方竞争的目标要变过去追求GDP，向高质量发展，相应的内容调整，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又形成分工合力和生态环境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的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竞争。

　　我想中国今后十年大都市圈的发展，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的打造，这些机会很多。但是这些机会将来到底会落到什么地方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优势。所以，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纠错，在竞争中发现推广好做法和政策。

　　最后，加快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和竞争。中国现在人均GDP是8000美元，发达国家是四、五万美元以上，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服务业，密集服务的差距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像研发、金融、信息服务、物流，社会服务业，像医疗、教育、文化等等这些领域，这类产业有一个特点，往往不是硬技术，而是软技术。比如我们搞工业的时候，引进一台机器设备，给你一本书或者手册，很容易学会，那是一种可编码的知识。但是到了知识型的服务业以后，很多技术是软技术，是一种体验式的技能，只能在干中学，是不可编码的知识，这种技术和知识只有通过深度合作才能够学到和提高。所以，我们下一步还是要进一步坚持和扩大中国过去30多年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竞争和改革这样一些好的做法。另外，我们意识到与互联网大数据相结合，利用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方式，中国有可能形成世界级的技术企业和产业，形成更具竞争优势的现代化竞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