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朋友圈流传着一篇关于一流知识无价，以及一流知识大众化时如何痛苦的文章，值得讨论一番。

　　一流知识与三流学者

　　“知识”本身并无一个确定的概念，很难在“一手知识”“二手知识”、“一流知识”“三流知识”之间做一个精确的划分。正如前面分析，其价格，也与知识的高贵没有关系。但是，客观而言，知识的重要性，或者意义，的确可以做评价区分。

　　如果以频度与意义来评价知识，的确存在“人类在数百年里只有数次机会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相遇”这样的知识。但是，顺着这个逻辑，不难发现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者根本无法创造出一流知识。如果要更加具体化的描述的话，不妨做一个不准确的划分，一流学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二流学者大一个数量级，是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剩下的则是三流、四流、五流学者。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内容，也没有根本性创新，只一些局部性微创新，他们的主要贡献与身份，是知识的传播者。

　　一流知识与大众

　　一流知识可以被通俗化吗？

　　1950年的某天，费米和另外三位物理学家共赴午餐，路上他们聊着有关地外文明的话题。其他人认为，即使平均起来一个行星产生文明的可能性很小，但因宇宙的古老历史和数目众多的天体，外星文明的总数也应相当可观。在进餐时，他们的讨论已转移到别的方面，费米突然问道“他们都在哪儿呢？”著名的费米悖论由此产生。

　　爱因斯坦在他的自传中回忆，他16岁的时候，幻想在宇宙中追寻一道光线。他推理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成为“在空间上不断振荡但停滞不前的电磁场”。这就是著名的启发了狭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的光线（Einstein‘s Light Beam）思想实验。除了这个思想实验，爱因斯坦还用火车与光线来阐释狭义相对论的思想精髓，用电梯思想实验来阐释广义相对论。在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进行了一系列论战中，论战的工具也是思想实验，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纠缠思想实验（亦称“EPR佯谬”）。

　　至于当下，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霍金，也是一个热衷于一流知识普及化的人，其科普著作《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大设计》都是畅销书，是一流知识通俗化的经典。此外，他还有很多关于物理学的演讲，也深受大众欢迎。显然，霍金并没有因此感受到痛苦，也没有觉得背叛了物理学。他用数学语言撰写论文，与同行探讨，与他用通俗语言向大众科普，并不矛盾。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至今仍然熠熠发光的那些顶级知识与灵感，如费米悖论、缸中之大脑（Brain in a Vat）、薛定锷的猫（Schrodinger’s Cat）、中文房间（The Chinese Room）、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爱因斯坦的光线（Einstein‘s Light Beam）仍然可以变为普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些人类历史上顶级知识、智能的瞬间，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出来。

　　再往下，以经济学为例，科斯的交易费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都可以通过通俗的话语向大众传播。显然，经济学知识的通俗化，远没有物理那么难，离生活也没有那么远，科斯的交易费用思想，可以直接指导人们的生活、经营，而沉没成本、边际成本等概念，同样也是易于理解，并用于指导实践。

　　这些传播虽然是不精确的，但仍然是有价值的，可以开拓人的思维，甚至直接指导人的生活、学习。正如培根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依靠历史上天才大脑带来的星星点点的智慧之光推动的，但同样也离不开大众知识水平的整体提升。所以，顶级知识，可以科普化、也需要普及化。从这个角度，或许，霍金没有感受到一流知识普及化、大众化的痛苦，是从人类的知识历史的高度认识到普及化的意义。

　　当然，这也与他具有娴熟的大众化讲述技能有关。一流知识的普及化，是一种技能，一种新的创造，一种新的知识。比如，高中物理知识是三流、四流知识，也是所谓的二手知识，但一个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能够深入浅出的讲解老师，他的工作中涉及的知识，不但包含物理知识本身，也包含他自己独有的，关于如何讲解的知识。他不但是知识的渠道，同时也是“如何讲解”这个知识的创造者。真正有价格的，正是这种知识，所以，名校、名师的价格更贵。因为从知识付费的角度出发，学生不光为知识的渠道付费，也为老师的独有知识付费。

　　一流知识的定价

　　不过，遗憾的是，即便是一流知识，它的普及化，价格并不高。

　　一个哲学家要渡船去远方讲学，乘船途中哲学家问艄公：“你懂哲学吗？”艄公回答：“不懂。”哲学家说：“你失去了50%的生命。”哲学家又问：“你懂数学吗？”艄公诚实的答道：“不懂。”哲学家评价说：“你失去了80%的生命。”突然江面狂风大作，小船被打翻江中，哲学家和艄公同时掉到水里，哲学家挣扎着呼救着，艄公忙问：“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不会。”艄公平静地说：“真遗憾，你将失去100%的生命。”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表面上，这是一个嘲讽知识分子的故事，实际上，更深层次，讲的是知识的定价。

　　从经济学上看，价值源于稀缺性，稀缺性的基础是效用，效用是基于心理学的，而人处于不断变换的场景中，有着不同的需求、目的，所以，知识的价值，是因时因地因人因场景而变换的。

　　那么，当我们讨论到知识价值的时候，就不能用所谓的一流、二流、三流去区分。知识没有绝对的价值，也没有绝对的高贵与低下之分，一切以具体场景下的稀缺性为准。实际上，这正是市场化的价格机制。换言之，强行对知识的价值、价格赋予等级，与承认知识的价值、价格的相对性，正是知识的计划经济定价与市场机制定价的区别。

　　遗憾的是，基于人性中不可避免的短视、非理性等因素，知识的市场定价，在很多时候，并不“完美“。

　　人性是有缺陷的，人短视、贪图眼前，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而人组成了市场，于是，人类有了有缺陷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大多数科学家注定没有歌星赚钱。人们愿意为歌星支付上千元的门票，但愿意为科学研究捐赠的人却很少。

　　知识产生于劳动，所以，知识的市场定价缺陷，实质上是一个老问题：劳动的价值是否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合理的标准？这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纠正这种有缺陷市场的努力一直存在。马克思想方设法给出一个标准，并给出了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理论，并为价值进行理性定价，这个思路变为具体的经济理念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

　　由于定价机制源于人性的缺陷，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给知识定级并定价，最终，就会通向改造人性的终点。因为只有改造人性，改造人性中的短视、非理性，才能实现知识的“完美”定价。

　　西方古典经济学则绕过了价值，直接用稀缺性来解释价格，相信经济规律，认为个人需求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并不需要一个标准去评价明星与知识分子的劳动，只需要看他们在市场中的价格即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这是最好的方式，或者退一步，最不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