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英雄先烈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系列既具有时代特色又一脉相承的精神，内容极其丰富，是我们需要学习传承弘扬的红色基因库，其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面。今天，我们重点强调以下六个方面的精神：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英雄烈士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最根本的是对领导阶段、领导力量和社会制度的选择。他们已经意识到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但在中国向哪个方向走的问题并不清楚，甚至非常地模糊。清朝晚期的一些有志之士把眼光转向西方，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先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后来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后来学习西方的文化，但都没有取得成功。

　　面对风雨飘摇的破落政权，1911年农历九月初九，清政府下发《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六天后，即农历九月十五，清廷又下发《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从此中国进入了多党竞争的时代，有资料显示最多时政党达到300多个。当时的报纸形容说，“社团之多，真如过江之鲫。”这么多的政党，并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好处，造成的最大问题是政局不稳。从1912年到1928年16年间共换了10任国家元首。这些政党既缺乏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也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绝大多数被历史湮没。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也没有能力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回溯历史，可以看出，历史给了各阶级及其政治势力表现的机会，有的虽然悲壮，但也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发展方向的历史使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适应了历史潮流，代表了人民利益，完成了历史任务，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从贫弱走向复兴的坚强核心。在近代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比较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

　　所以，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这之前，“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

　　林伯渠就是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后来觉悟过来换了脑筋、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林伯渠1905年就加入中国同盟会，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一次次革命的结果是一次次的失败和挫折，这使他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旨在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限制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林伯渠面临着关键选择。一边是经过20多年努力奋斗得来的中央农民部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另一边是1921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林伯渠作出正确选择，辞去了农民部长、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职，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党籍，经受住了权与利的考验。

　　大革命失败时，林伯渠毅然抛弃了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国民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经受住了生与死的抉择。当时林伯渠的好友兼亲戚程潜劝林伯渠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其后，林伯渠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坚定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各民主党派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选择，以集体意识的形式体现了英烈们的远见卓识和伟大精神。解放战争时期，当中国面临向何处去，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时，各民主党派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面前，毅然同共产党走到一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也有一些人仍然存在着某种幻想，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所谓的“中间路线”。在国民党一贯坚持的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方针面前，在其加紧对民主党派迫害的严酷事实面前，一些人逐步认识到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他们在与国民党作斗争的过程中历史性地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由受到共产党的影响朝着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迈进。李公朴、闻一多等一批民主战士为此被敌人杀害。

　　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将领也都从旧阵营、旧军队中脱离出来、作出正确选择。贺龙元帅在北伐战争时官至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但他在斗争中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并在1927年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会后，蒋介石单独召见八路军将领。蒋介石问第120师师长贺龙:“民国16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偏偏跑去跑去参加共产党？”贺龙将手摆动着说：“政见不同而已。”蒋又随口问道：“云卿，你家里可好？”贺龙说：“房子不知被烧了多少遍，人嘛，都被你们杀光了，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了。”在那个年代，无数的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比中都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先烈们的这一政治抉择，体现的是他们追求真理、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精神。

　　二、坚持崇高的理想信念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战胜一个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困难，克服无法想象的挑战，先后打败了国民党、日本侵略者、美国，靠得是什么？靠文化水平高？当时的红军战士多是文盲。靠资源雄厚？当时我们没有执政，还没有掌握全国的资源，解放初期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干革命不仅没有钱和官，而且是会掉头的。靠武器先进？国民党军队是德式美式装备，我们是小米加步枪。我们靠得就是精神信仰！

　　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就有一批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寻找救国的真理，旧式的农民运动不行，仍然是封建王朝的循环，革命还没有成功，就开始称王争权了；维新变法不行，说到底还是维护封建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还不行，消灭了一个封建中国，创造的是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只有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成功。毛泽东同志说，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这些东西，但后来发现，“先生”总是侵略“学生”，我们学习西方资产阶级，他们却来侵略我们。这时候，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开始把目光从西欧转向苏联。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之前，“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

　　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近100年来之所以一呼百应、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打倒侵略者和剥削阶级，一改中国人民受人欺凌、积贫积弱的旧面貌，实现在全世界的扬眉吐气，就是因为选择了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回应中国人民心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崇高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目标，在当时受尽欺凌、在黑暗中探索的旧中国的仁人志士中，无疑就像是在漫长黑夜中迷路人们看到的一盏明灯，给予受尽苦难的人们一种再生的希望和强大精神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凝聚中华儿女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取得革命、建设、改革成功的力量源泉。

　　延安时期，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放着一张编号804001的桌子。从1937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时间，在这张桌子前登记并前往延安的人数就多达2288人。他们当中，不仅有农家子弟、青年学生、一无所有的工人，也有出身豪门的少爷小姐、知识分子、华侨富商。据统计，出自官宦及富有家庭的人超过三分之一。这其中，有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杨虎成之子杨拯民、冯玉祥侄子冯文华、傅作义的胞弟傅作良、黄兴的儿子黄鼐；有著名专家学者艾思齐、任白戈等；有艺术家吕班、田方、郑律成等。在这些人们眼中，共产党人不仅是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笑傲生死，还是对崇高理想信念“盗火者”的化身。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在回忆中说：“我被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革命军人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支撑。1935年1月，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因叛徒出卖落入敌手。在狱中，面对严刑和诱降，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他的回答是：“死，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了共产主义牺牲，为了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革命先烈之所以能够在腥风血雨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崇高的理想信念。正是因为一批又一批充满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者加入到革命的队伍，才铸就了中华民族钢铁般的意志和战无不胜的辉煌。

　　三、坚持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英雄先烈们生活在风雨如磐的年代，他们从切身的经历中认识到祖国不强大就会受到侵略，人民不当家作主就会受到压迫，逐渐形成了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奉献的崇高价值追求。他们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光辉代表。

　　1905年，正是中华民族受列强欺凌的时代，一名30岁的中国青年学生，为了反抗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侮辱、激励中国人团结起来反抗侵略，在日本留学时投海自尽，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敲响了国家民族意识觉醒的警钟。这个人叫陈天华。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县人，在家乡求学时，看到中国受外国侵略，就决心为民族独立而奋斗。1903年春天，陈天华留学日本。适逢沙俄企图侵占东北三省，祖国处于主权沦丧境况，陈天华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撰写《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1905年7月，在孙中山的努力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陈天华为重要发起人之一，任同盟会秘书，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等政论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为了限制中国在日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日本政府文部省发表了一个严格管束中国留学生的规则——《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控，不允许他们进行革命活动。针对这一干涉中国学生的做法，中国留日学生迅速组织起来，反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但在进行这场斗争的具体方式选择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一派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一派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两派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到了水火不相融的地步。这种情况让日本人幸灾乐祸，日本报纸描述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陈天华看了这张报纸后，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为了警示激励大家团结起来，“共讲爱国”，连夜手书“绝命辞”，第二天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以死报国。

　　陈天华以30岁的生命投海自杀，激励大家为中华民族独立而奋斗，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当次年其灵柩运回长沙时，数万各界群众不顾官方阻挠为其送葬，送葬队伍绵延十余里，“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毛泽东后来在《湘江评论》上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鲁迅当时正在日本学医，也受陈天华的影响，决然弃医从文，以唤起人们的国民意识。12年后（1917年），周恩来赴日留学时，写下一首诗表达对陈天华的怀念：“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中华民族亡国亡种的危险，一批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国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行动，使延安成了革命的圣地，无数满怀抗战热情的青年和爱国人士，从国统区、沦陷区、海外奔向延安。从西安到延安，800里黄土高坡的小路上，成群结队的抗日志士向着心中的革命圣地出发。母女、夫妇、兄弟姐妹、师生朋友相伴相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实在走不动了，他们用自编的歌曲激励自己：“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延安就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就一定能够胜利。

　　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说：“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走进延安的学校。在一个城市中，教育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去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发达的银行家也令我吃惊地作了同样请求。我看到他儿子舒适的环境，说道：‘那你儿子就必须睡在泥炕上，处置他自己的食物和洗涤他自己的衣服了。’他说：‘我知道这些，他如果再在这里逗留下去，他尽早不得不替日本人去洗涤了！’”

　　“如果再在这里逗留下去，他尽早不得不替日本人去洗涤了。”一句普通的话语，道出了一个最大的道理，国破了，家也就没有了；中国人都投降了，就只能做侵略者的奴隶。这是全中国人民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大德的张扬，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最根本的因素。

　　在中国民主革命以来我国2000万名英烈中，经评定确认的只有196万。由于战争、历史条件等原因，大多数英烈都未能留下姓名，现在也无从考证。为了祖国和人民利益，众多英雄先烈默默地牺牲奉献，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牺牲了4万多名同志，但真正留下名字的只有15722名。肖克上将在回忆长征时说，当时的红军战士在打仗前就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如果牺牲了请组织上把他牺牲的时间地点告诉家人，让父母知道自己牺牲在什么地方，一个是当革命胜利的时候后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可是，实际上，很多的红军战士连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实现。

　　正是英雄先烈这种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伟大精神，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高耸的丰碑，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民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断努力奋斗。

　　四、坚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政治本色，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贯穿和体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过程中，诠释着党兴旺发达的真谛。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他发现：“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周恩来的住所“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从这些细小的事情上，斯诺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叫做“东方魔力”，并且断言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斯诺讲的这种“东方魔力”就是我党我军长期培育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

　　我们党领导人民白手起家闹革命，一直处在剥削阶级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下，靠着艰苦奋斗的精神，打破敌人对我进行封锁扼杀的企图，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取得了巨大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从新加坡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在重庆，蒋介石花了800大洋摆了一桌山珍海味招待他。面对丰盛的宴席，陈嘉庚忧心忡忡：国难当头竟如此奢华！后来，陈嘉庚到了延安，毛主席的招待委实寒酸：一张坑坑洼洼的圆桌上，放着几个当地的粗瓷碗，最好的一个菜是清炖鸡，还是房东老太太听说毛主席有贵客来，特意杀了送过来的。两顿饭的巨大反差，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南洋后对人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在江西先后领导人民建立了信江八县苏维埃、赣东北省苏维埃、闽浙赣省苏维埃，群众生活随之提高。但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他，生活还是和大家一样。因为方志敏兄弟俩参加革命，家里被白军烧杀洗劫了十几次，他的母亲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来找儿子，希望能给点钱照顾一下家里。方志敏动情地说：“姆妈，我是当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将来会发，现在没得发。”从那以后，方母再没有找过方志敏。直到革命解放，她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为革命牺牲。

　　方志敏被捕时，敌人觉得他是共产党的大官，应该很有钱，可是除了一只手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在狱中，方志敏写了《清贫》一文：“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正是共产党人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党获得了战胜国内外一切强敌和克服艰难险阻的巨大力量。

　　毛主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要靠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来防止我党在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专门讲军队要艰苦奋斗。他说：“我是历来主张军队的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新形势下，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无论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生活条件不断变好的现在，艰苦奋斗都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艰苦奋斗不是一个小节问题，而是政治本色、品德修养、党性原则。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我们必须把艰苦奋斗作为一种政治追求，坚持从我做起，按照节约每一个铜板的精神搞建设，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五、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我们的事业是几代人历经千辛万苦、接力探索取得的。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环境和强大敌人,用不服输的精神打造出了中华民族的风骨。

　　著名作家魏巍在他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卷首语中写道，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红军将士经历了考验人的生理极限的自然挑战。红军走过的草地，气候恶劣，时而刮风，时而下雨，时而下大冰雹，不少体弱的红军战士经受不住风吹雨打的折磨而死亡，有的不小心掉进泥沼，遭受灭顶之灾。缺少粮食，红军指战员就挖野菜、草根充饥，有的误食毒菜毒草中毒身亡。后面的队伍，连野菜、草根也采不到，就把皮带、皮鞋、马鞍用火烧水煮着吃，有的甚至到牛粪里去拣那些牛没有消化的粮粒。沿途饿死、冻死、病死的很多，有的尸体的口里还含着草。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但没有吓住红军前进的步伐，而且锤炼了红军将士的革命意志，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惊天逆转。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成为我党我军、中华民族耸入云天的精神图腾，也为世界人民所仰望。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临日寇“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的疯狂攻势，我党我军以8万之众扛起带领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旗，开始了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面对“抗战必亡”、“再战必亡”的亡国论调，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作《论持久战》的讲演，从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四个基本特点，指出了全民族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著名论断，并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两军和全国人民最终打败了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表现出来的让敌人丧胆的战斗精神是英雄先烈不屈精神的鲜明写照。在美国西点军校陈列大厅显眼位置，摆放着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的阵地模型。慕名前来参观西点军校的人，都会在这里重温当年由西点高才生范弗里特指挥的这场“耻辱之战”。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军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兵力、兵器都占绝对优势的美军，为什么会败在中国军队手上，答案始终是用“X”来表示的。一位美国军事理论家这样说道：“对于中国的军队，我们或许是永远摸不透的。但是我们知道，评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是要用它的装备、它现有的战斗力，加上若干X。”

　　“X”到底是什么，让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如此重视，让横扫世界的美军至今摸不清它的真谛？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中，进一步探索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密码。

　　先看一下两军武器装备对比。开战之初，美军1个军拥有坦克430辆；我最初入朝的6个军，1辆坦克也没有。美1个陆军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我志愿军1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1个山炮营，12门山炮。美军1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我军入朝时从各部队多方抽调器材，才使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备到营，营以下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等。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1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我志愿军入朝之初，主力38军只有汽车100辆，27军则只有45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我38军90％的战斗兵仍在用日军1905年设计的三八式步枪。空中力量的悬殊更大。志愿军当时不但没有飞机，连防空武器也极端缺乏。面对美军1100架作战飞机，志愿军当时只有1个高炮团，36门75毫米高炮，还要留12门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最初带入朝鲜的竟然只有这种旧式的日制高炮24门。至于雷达则1部也没有，搜索空中目标全凭耳听和目视。任所有军事家都无法想象，志愿军是在何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

　　镜头定格到1952年10月14日——11月25日的上甘岭战役。

　　范弗里特动用美第7师、美第187空降团、南朝鲜第2师、第9师等部队共6万余人的庞大兵力。我志愿军投入4万余人，而在双方反复争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上，只有45师的两个连。美军炮兵和航空兵，对两山头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最多一天达30万发，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的土石炸松1到2米。前沿阵地上，经常是一两个残破的连对抗一两个齐装满员的团，后勤补给也常常补充不上，一桶水、一箱弹药、一个苹果常常是牺牲好几条人命都不一定送得上去……但结果却是，上甘岭战役，我以阵亡11529人的代价，歼敌2.5万余人，在用鲜血浸透了这片山岭的同时，取得了一场艰难的胜利。

　　据参战的美国老兵回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情境：“我们的坦克、火炮和机枪都在向他们射击，我们的火力像无数的火舌一样在原木中穿行；巨大的火球在原木中滚动……任炮火狂轰、机枪肆射，他们却依然像原木一样在移动。”有的美军看到志愿军听到冲锋号就奋不顾身、一往无前，认为志愿军官兵是“用烈性酒麻醉了的疯子”，甚至怀疑“很可能是服用了一种特殊药物”。

　　他们无从体会，我们这支军队身上用坚定信念汇聚而成的战斗精神，已经深深注入每一名官兵的血液，成为他们的灵魂。这就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密码，这就是革命先烈英雄不屈斗争精神的鲜明写照，这就是让美军半个世纪百思不解的X。凭着这种不屈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近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迫使敌人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打击了美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时任美国远东军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沮丧地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抗美援朝时形象地说：志愿军打败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这种气，就是我军的战斗精神、斗争精神。

　　1956年，毛泽东同志视察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针对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指出现在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用10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千疮百孔，百废待举。但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讹诈，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守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党中央毅然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提出任务容易，实现任务何其之难！首先是苏联不希望中国拥有核武器。赫鲁晓夫劝说毛泽东同志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认为中国不具备相应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从中国撤回专家。其次是国内经济十分困难。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的后果显现出来，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形势困难重重，不少人担心搞“两弹”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老一辈革命家以雄才胆略和如山气魄，坚定地推进核武器的研发。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说：我们即使没有裤子穿，也要制造出具有世界水平的武器。在经济和政治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13时我国成功爆炸了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这项原来预计要花8至10年完成的任务，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支持、科研人员的日夜拼搏，仅用5年就完成了！之后于1967年6月17日，取得了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实现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飞跃。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独立将人造卫星送上天的国家。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的时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为什么经济技术落后而又受西方和苏联严密封锁的中国，核科技的发展能有这样惊人的速度、惊人的成就？就是因为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们具有一股顽强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会被当时的重重困难所阻挡，也就难以保证有一个和平的大环境，我国也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面对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面对西方敌对执势力的遏制打压，仍然需要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精神、那么一种拼命精神，立潮头、创一流，以自己的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六、坚持改革创新的革命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跟不上的人必将成为落伍者，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唯改革者胜，唯创新者强。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近代以来的革命先烈以对国家民族负责的崇高责任，积极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但也为我国的道路选择奠定了基础。太平天国运动宣告了旧式农民起义道路的失败，戊戌变法宣告了君主立宪的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受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但这条路在中国具体怎么走，马克思并没有告诉我们，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大革命时期，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在对革命的领导权上认识并不清醒，主动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致使大革命失败。我们党在付出了31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党员人数由6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的惨痛代价后，明确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主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给革命力量带来了严重的打击。起义的失败和烈士们的鲜血，迫使我们思考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走出了创建农村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与“一切服从统一战争”“一切经过统一”、放弃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错误政治主张进行坚决斗争，吸取了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定地开展独立自主地抗日游击战，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一批批的革命先辈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为了人民的事业，献智慧、献青春、献生命、献子孙，付出了最大的奉献，最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条康庄大道，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革命先烈英勇无畏、敢为人先闯出来的，改革创新的革命精神是英烈精神最闪光、最鲜明的特质。

　　今天，我们要实现梦想、应对挑战、创造未来，动力从哪里来？只能从发展中来、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伟大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我们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就必须树立宏大历史视野，把握世界发展大势，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