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池江，1936年生，湖南双峰县人。1953年参加银行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中小金融机构和票据市场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问题研究》、《金融市场》、《金融体制变迁》等著作。

　　年事已高却思维活跃，态度平和却勇于谏言——这就是秦池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九、十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近日，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秦池江又一次与我们共同分享了他亲历三十年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体会与感悟。作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名金融学者，他谦虚自嘲：“我做理论研究是半路出家，不成体系”；作为1953年就参加银行工作的资深金融业者，他感触有加：“中国金融改革的原创性，其基本特征就是用市场经济中普遍的原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

　　记者：您最早是在人民银行基层行工作的，是什么样的经历激发了您对金融业务与理论的研究兴趣？

　　秦池江：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从湖南银行学校一毕业，就和200多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东北，在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计划科当起了统计员。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熟悉具体业务的好机会，那时的统计报表有旬报和月报，总行对报表上报时间要求很紧，当时的通讯条件很差，我们的基层统计员经常工作到半夜，值班守电话要数字，银行业务变化也快，不学习就适应不了，搞统计工作讲究责任心，也是在那时培养起来的。

　　六十年代初，我开始经常下农村蹲点调查，也在城市进行经济调研。除了下乡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还去过不少企业，从几万人的机械制造厂到几十人的手工业作坊，了解他们的生产、财务、购销和技改情况，看到和听说过的多了，对工业经济就产生了兴趣；后来，又到商业部门搞调查，大到批发站扛布件子，小到供销社站柜台，都是熟悉商品流通的难得机会……

　　也许是个性使然，也许是喜欢学习思考，工作之余我经常好“瞎琢磨”，针对当时的银行业务和金融政策发表一些“奇谈怪论”。记得在改革之初，当时现金管理非常严格，100元以上企业就必须办理转账，我感到同扩大商品交换很不适应，于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现金管理制度，过死的现金管理，意义不大，曾提出十个适度放开，这个观点一出来，周围议论我“异想天开”的人就更多了。

　　记者：那您后来又是如何走上专事治学的道路呢？

　　秦池江：1979年人民银行的省级分行成立金融研究所，行领导决定了让我这个“异类”到研究所当副所长，给了我一个读书和独立思考的平台。自此，我就经常动笔写点小文章，总行主办的《金融研究》等刊物上采用过我的一些稿件。在当时，我的一些观点，因为有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还是有些新意，正因为如此，得到了同行的鼓励和关注。

　　1982年，我参加总行举办的第一期干部培训班，有中央财金学院的十多位教授讲课。我第一次进大学门，就遇上了我最尊重的经济学家刘光第。刘光第教授主讲资本论，曾就“商品经济十大好处”讲过生动的一课，多数学员深受启发和鼓舞。没想到刘教授的讲课，触动了当时的理论敏感点，被人视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讲稿也被扣下，不许印发给学员。在那半年多的学习时间里，我被刘教授的治学态度和真知灼见所折服，从此成为他的校外弟子。后来，刘光第约孙开镛教授和我共同撰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我作为合作者之一，承担了其中较大部分的工作量，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有机会比较系统的研究一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问题。

　　80年代中期，我调至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又调至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之后担任副所长、所长，直至1997年退休。这期间，正是解放思想、紧锣密鼓推进金融改革的高潮时期，密集引进的西方经济金融理论和中国现实的改革形势，作为理论工作者既觉得责任重大，又觉得力不从心。我在那几年，一面学习新知识，一面积极参与金融改革的一些理论与对策问题的研究，重点关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中小金融机构和票据市场等方面的问题，在金融系统中组织学术交流和推动专题研究工作。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也依旧是我的兴趣所在。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观。是什么原因使您能够做到这一不为冷热所动的坚守？

　　秦池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是我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只不过是我牢记革命前辈的教导而已。长期以来，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农村、工厂和社会方方面面，对社会基层的情况了解比较多，使我对经济现象、政策效果及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有着自己的体验和判断，再新的理论、再好的主张，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过滤，不能盲目接受、盲目服从。也许是因为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在几十年中碰过不少硬钉子，也使自己经受了风险考验。我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学得不多，西方经济学的诱惑力又非常大。二十多年来，我读西方经济学还是比较多的，读来读去，觉得西方经济理论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微观经济现象中的形象思维很活、定量分析技术很强，但经济逻辑力量和透视能力远不如马克思。对经济理论照搬照套，都会带来许多令人痛心的后果。比如，西方经济学中盛行的数学模式，其理论推导几乎无懈可击，但它们无一不是以某些假定条件和限制因素作为前提，把他们求证的结果作为经典，照搬到中国来并付诸实践，在很多情况下就可能是南辕北辙。我是从实际工作中过来的，很容易觉察到哪些约束条件是真实的、是普遍现象，而哪些是脱离实际的、是个别现象，正因如此，所以对许多高谈阔论不敢也不会轻易接受。

　　我在思考问题和写作过程中，多数观点还是从实际工作和长期体验中产生出来的，并不惧怕外界的批评，理性地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我写的东西，以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很多是不合格的，是保守的、传统的，只是小学生的作业。但我坚持的信条是：精心观察，言有所据；秉笔直书，评议由人。我始终相信，推动中国金融改革、解决中国金融的现实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中国的金融系统中有许多经历多年改革磨炼的人才，他们在面对各种经济金融问题、面对各种客户需求、感受市场的复杂变化方面，有许多很好的设想，有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他们才是中国金融创新中最有生命力的细胞。

　　记者：回顾与总结三十年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历程，您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金融发展观？

　　秦池江：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我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沉痛的教训；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也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回顾已往的历程，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突出的是我们没有把金融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进行全面规划。如在认识上，以为机构越大越好，总是寄希望于构造若干航空母舰，以为越大越有效率、越有防风险能力；在目标上，以为学外国的就好，照搬国外的机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把国外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性的真理；在操作上，习惯于单打一的改革和应急性的处置，事先没有做好充分论证，来得轻松，去得匆匆。改来改去，有许多改革的举措，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形成不了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体系和金融制度体系。

　　金融改革和金融业的发展，真正要取得成功，必须有自己的原创性。世界上一切成功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要学习，要吸收，要借鉴，抱排斥的态度是有害的；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金融实践，也要理性的总结、传承和发展，轻视自己的经验也站不稳脚跟。在金融全球化的新格局中，在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中，中国金融改革的确更需要倡导原创性，其基本特征就是用市场经济中普遍的原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在消化国际经验的过程中，转化为自身的知识优势；在融入国际环境中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在新的形势下，在新的起点上，更需要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既要看准全球变革的大趋势，又要开发自身蕴含的生机与活力，而后者才是最宝贵的、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