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张燕生经济学硕士(1984年)，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84年至1996年，中央财经大学任教，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导师；1986年至1988年，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世界银行EDI宏观处进修和工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EMBA特聘教授。专业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计委重点课题、国家社会科学“七五”、“八五”、“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等。曾出版中、英文专著(包括合著)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其中部分成果曾先后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至1991年优秀著作奖，原国家计委科技进步奖、优秀研究成果奖，宏观经济研究院科技进步奖、优秀研究成果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

　　以“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11日，博鳌亚洲论坛“实体经济与金融力量”思客会举行，本次活动由新华网思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新华网海南分公司承办。

　　在本次思客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接受思客的专访。他认为，中国的扩大开放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新的层次的开放，是一个新的开放方式；中国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为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更好地与国际接轨，需要改变一些规则；放宽市场准入的过程中，中国肯定会面临多个重大风险；扩大开放面临的挑战和前40年相比，会更难。

　　扩大开放是进入到新领域新层次的开放

　　首先，扩大开放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新的层次的开放，是一个新的开放方式。放宽市场准入意味着现代服务业、金融、保险、资本市场的开放。这意味着对外开放到了市场经济的体系中间，到了高端市场。这些领域都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全球性的，如果你要开放就意味着这些开放领域的体制机制要在高端市场上，在知识经济、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方面同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然后才能实现全球合作，与国际无缝连接，这对中国的市场准入体制机制和管理、政策的要求非常高。这要求中国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直接融资体系、一流的人才和科技创新能力，我们要进行这样的开放，一方面体现了我们40年改革开放培养起来的信心，另一方面代表了我们面对未来的高质量发展，面对未来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面对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开始打攻坚战了。

　　第二，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法无禁止皆可为。中国的投资环境会与国际高标准的投资环境接轨。怎么接轨，我的理解就是第一“引狼入室”，第二“与狼共舞”，第三“培养狼性”。充分改善和开放的投资环境，凡是跑不过狼的羊就会被淘汰，要想存活就必须玩命地跑，玩命地跑就意味着自己必须非常有效率。这样，中国经济、中国投资环境会变成一个高度开放、高度透明、高度可持续和高效率的投资环境。这个时候会不会像加入WTO那样带来外资投资中国的高潮？民资投资创新、绿色、民生、新型城镇化的高潮？很有可能，它就会增加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中国承诺下一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会加大力度，会提高违法的成本。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外国政府同样要保护中国的知识产权。像美国现在不允许中国的华为通讯设备进入美国，把华为的手机全面下架，毫无疑问，这不但不尊重知识产权，而且完全不尊重起码的市场经济规则。

　　第四，扩大进口。中国要扩大进口，一个方面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他们需要多样性的消费、高品质的消费、个性化的消费，所以他需要买全球的货物，消费全球的服务和商品。这种情况下，中国在今年的10月会举办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来满足这样的需求。过去30年开广交会，未来30年开上博会，上博会就意味着中国是真正的大国。它夯实自己的内需基础，然后促进消费中心的形成，同时它会为全球带来需求，给全球带来动力，给全球带来和中国全方位合作的契机。

　　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需要改变规则

　　在我们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与国际接轨的时候，肯定要改变一些规则。因为首先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本身就是规则的革命性变化。过去我们是正面清单，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什么东西限制做，我们都是用清单规定得很清楚。外商投资的指导目录现在是实行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是把不能做的规定下来。不能做的东西先是尽可能地多，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清单，2013年是190项，2014年是139项，2015年是122项，后来不断地缩小。我们相信这个清单最后会变得非常短，到只有四五十项，那就意味着国家出于安全、出于经济命脉、出于敏感考虑而要有所限制的投资领域会变得非常少，大部分都会对外资开放、对民资开放、对国资开放。

　　中国要想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就需要让混合所有制的效率得到提升。不是说民营就有效率，也不是说外资就有效率，也不是说国资就有效率，而是市场竞争，让它充分竞争，市场会选择有效率的，有效率的组织融资成本就低，融资的便利化和效率就高，就不会融资难，就不会融资贵。解决问题的关键核心就是“引狼入室”，把外资放进来，把民资放进来，让它们充分竞争，让没有效率的退出，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还是外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些规则的改变都是革命性变化，它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只是现在才刚开始。我相信今后中国在这个方面会在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方面迈出坚实的步子，并且会走得非常快。

　　扩大开放放宽市场准入面临两个重大风险

　　放宽市场准入的时候，主要有两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就是要防范和化解国际的重大风险。

　　第二个就是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从过去40年转向未来40年的发展阶段变化，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从传统的经济体系转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能不能够完成这个转型，进入到新的轨道，这是另外一个重大的风险。

　　扩大开放面临的挑战和前40年相比会更难

　　过去40年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未来40年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未来40年会比过去40年更难，因为从计划到市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充满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从宋朝开始，我们就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有市场经济。

　　过去中国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我们都有农贸市场，农民会把自己的鸡、鸡蛋、米以及自留地自己种的东西拿到集上去卖。中国对市场其实不陌生，你只要让他做，他就能做。市场的发展阶段就像人的成长一样，有3岁的农贸市场，有处于10岁的商品市场，有处于18岁的要素市场，有处于23岁的金融市场，然后处于35岁的衍生品市场。这是我们过去40年所面对的环境。

　　那未来40年呢？未来40年我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的全面繁荣，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生活品质的需要，我们还要满足人民对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和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五千年文明都有的。

　　比如说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和生态环境，这些任务对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现代化的挑战。这一代人走好了过去的40年，能不能走好未来的40年，就看年轻一代能不能够上下求索，求索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