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用于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已经明显增加，说明在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 .5左右的时候，再不增加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的投入，社会平稳将难以维持。而市场经济本身在这个时候，也会发生自动调节收入结构的功能，使贫富差距趋于收敛。基于这样一种判断，预计C PI的“补涨”过程还比较漫长，9月份C PI将在6%左右，11月份大约回到5%左右，但明年恐怕还是会维持在4%左右的偏高水平。
通胀是货币总量投放过多引起的，但货币总量投放过多还导致通胀之外的结构性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若为了抑制通胀而过多地干预价格，则非但不能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反而导致加重价格结构问题，导致资源的错配。
例如，对汇率的过多干预，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出口高增长，外资及热钱大量流入，从而使得基础货币超量投放，导致资产价格膨胀，最终触发通胀。因此，无论是金融领域的汇率、利率，还是商品领域中的部分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价格，都存在“被管理”的现象，其结果是价格被扭曲，各类制度性、结构性问题盘根错节，成为经济转型的巨大障碍。
因此，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那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化解诸多问题，只有市场化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如为缩小贫富差距所采取的财税政策，用来转移支付，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等。既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抑制通胀之间存在悖论，那么，就不应该采取人为调控物价的方式来抑制通胀，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来理顺金融和商品领域内的价格，该涨的就让它涨，该跌的就让它跌，只要在财政上给予中低收入群体相应的物价补贴，就可以来弥补通胀对老百姓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的损失。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采取过物价补贴和对存款和购买国债实行保值贴补等人性化的举措，现在应该更有能力实施了，因为财政收入的增速和规模比过去高很多。今年财政收入预期超过10万亿，拿出其中的2%来作为对中国低收入家庭的物价补贴，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抵消通胀对低收入家庭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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