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温州民间借贷和中小企业困局的诸多争议在坊间持续升温，而官方的灭火行动也在争议声中渐次展开：国庆长假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携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等财经官员专程赴温州调研，探求化解以温州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崩盘风险以及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种种迹象表明，在出现高利贷资金链可能断裂，200余名中小企业主“跑路”，一些企业主因无法偿债“跳楼”的风波之后，防止民间借贷崩盘和解救中小企业政策的接力棒终于回到了官方的手中。

    但是，对于温州民间借贷引发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救助活动，社会颇有非议，主流的观点认为，温州今天的危机完全是脱离实体经济，大搞投机炒作之风和玩高利贷崩盘的咎由自取，对于这样的行为，如果拿全国人民的税收去拯救，无疑是对这种炒作行为的激励，会引发大规模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很显然，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如果从“温州模式”的前世今生以及产生危机的体制根源看，温州今天之祸，绝非投机炒作那么简单，而是金融抑制、改革倒退和实业生态恶劣等一系列制度因素引发的结果。

    由于金融抑制的长期存在，民间金融不仅成为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资金供应者，而且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财富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对资金的供应却呈现相反的扭曲状态：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到40%的国有经济部分，获得的贷款资源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70%以上，而对国民财富贡献高达62%的非国有经济，只能从主流金融机构拿到不到30%的贷款。就此而言，可以说，如果没有民间借贷等地下金融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很难想象能有今天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提出“金融抑制”理论之后，一时风靡全球，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而所谓“金融抑制”一般是指一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地决定利率和汇率并强制信贷配给，造成金融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状态。麦金农和肖提出的这种金融抑制假说和市场分割假说揭示了民间借贷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正是因为金融抑制的存在使得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应运而生。

    数据说明，中国的主流金融机构将大量的信贷资源给了大企业和国有部分，但其创造的财富和其占有的资源之间明显不成比例；而身份尴尬的民间金融，反而成为中国财富增长的最主要的金融动力。学者辜胜阻在温州市的调查也表明，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等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只有10%左右可以，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国内外学者的估计，目前中国民间借贷的借款总量占全部信贷总量在33%-45%之间。如果说，前几年我们用巨额财政挽救国有金融机构用的全是纳税人的钱，但这些金融机构本身事实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落后于民间金融，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救低效率的国有金融机构，为什么就不能救对中国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民间金融？

    既然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生态中长期存在的事实，为什么今天的民间借贷却蕴藏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今年民间借贷之所以异常疯狂，一些利率高达180%以上，关键因素在于实体经济萎靡的情况下，整个经济弥漫的浮躁和炒作之风放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使得民间借贷超越了安全边界而出现了高利贷化、全民化的危险倾向。其一，大量的民间借贷流向了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在房价疯涨的情况下，资金链貌似很坚固，但一旦房价下跌，依靠高利贷维系的资金链就会立即面临断裂的风险。其二，民间借贷高利贷化，民间借贷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缺乏主流制度的关怀和监管，一旦主流机构的资金链收紧，民间借贷高利贷化的趋势就会非常明显。很多学者调研，今年不仅在温州，在全国很多地方，民间借贷高利贷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最高的利率甚至达到了年化率360%，即使拿去贩毒，也未必可以赚回如此高的利息。其三，中小企业也卷入了以钱炒钱的财富游戏。在民间借贷的利率不断创新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获得的资金投资实业只能是亏损，一些中小企业只能将获得的民间借贷资金再次高利贷出去，以钱炒钱，成倍放大了风险，使得以前主要为民营经济输血的民间借贷逐渐脱离了实业，成为了以钱炒钱的击鼓传花式的赌博和游戏。如果说金融抑制是滋生高利贷的土壤的话，中小企业产业空心化和投资炒作无疑成了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

    笔者之前曾在专栏文章里写过，从中国财富的源泉而论，垄断、资源、金融和房地产已经成为现在中国企业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笔者所担心的新“四化”现象：资源垄断化、产业空心化、投资虚拟化和经济沙漠化，这四化可谓中国经济目前最真实的写照，也是中国“财富性质和原因”最直观的反应。

    中国经济为何出现了可怕的“四化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各个层面的改革不彻底甚至出现倒退：经济领域改革不彻底，导致垄断横行，低效率的国企成为各种政策资源的优先占有者，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入民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在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利益固化的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开始通过“院外游说”左右国家的经济政策，使得经济政策成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他们反对改革，由30年前改革的推动者堕落为改革最反动的力量。再加上缺乏制衡的民主体制，官员寻租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设立很多审批程序层层寻租，中国企业做实业的环境已经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时候。

    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很多人对中国的未来开始“看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出现了可怕的短期化现象，末世心态浮现，在经济领域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房地产泡沫的蔓延，民间资本、国有资本和外资都争先恐后进入房地产业，在房价暴涨的情况下，进入房地产的一个月的收益远高于辛辛苦苦做实业一年的收益，做实业成了最没出息的选择。在国外，很多知名的企业家如通用的韦尔奇，英特尔的格罗夫，苹果的乔布斯，很少有离开实业而去进入资本市场的。看看福布斯和财富500强的企业，也鲜有房地产和纯粹搞资本运作的。而在时下的中国，很多有为的企业家却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实业去玩资本，玩地产，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中国经济之大不幸。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表明，“温州模式”在我国制度变迁和经济模式转变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极其广泛的示范作用，在温州自发生成的民间金融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它也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中自发形成的独特的生存模式。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温州的危机而否定温州，甚至将所有的板子和污水全泼向温州。

    温州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改革不彻底导致金融扭曲和实业萎靡导致的结果。因此，现在的关键并不是温州该不该救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以温州为戒，并以本次危机为契机，思考制度性的救助方案，这无论对于温州，还是对中国经济，都是一次刮骨疗毒的魄力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