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2011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授给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教授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颁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在“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可以看到，今年两位诺奖得主一个共同的贡献，是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时间系列因果关系分析，尤其是西姆斯在矢量回归分析方法方面的创新。这被广泛应用于检验变量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而这个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国政府的积极救市措施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实际上给出了政府干预对现实经济能否起到预期效果的一个疑问，本质上就是对当前全球性的宽松货币财政刺激政策的一个反思。、

      这一点显然与2004年两位诺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研究成果不仅有联系，而且非常相似，观点也几近一致。有联系，是说这些经济学家基本都可归属于“理性预期学派”门下；很相似，表现在他们的贡献几乎都在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普雷斯科特等人也认为，正因为政府政策将被市场主体理性预期所抵消，所以政府的政策最好是中性的，而且是不变的。实际上，与大萧条时期政府的全面进入背景一样，随着政府过度的入市，引起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都加入到了这个反思的潮流之中，其中理性预期学派在正对政府效率方面作出了一些很有现实意义的探索。

      应该承认，大多数人对于这两位经济学家并不熟悉，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更显得陌生。但是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方向和所取得的成果来看，与原来的理性预期学派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他利用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会抵消政府宏观政策效果。这就好像人们预期冬天将要到来，而提前预置棉衣来保暖一样。正因如此，总体上看，今年两位诺奖得主对于政府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是持悲观态度的。

      因此，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两位本身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当然，对于中国而言，更主要的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边界方面具有一个积极的参考作用。从全球范围来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都加入到积极刺激宽松行列之中，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奥巴马政府在伯南克的经济理念指导下，已经连续实施了近3年的政府救助方案，并且在近期接连再次出台巨额的就业计划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与实际发展并不相关，“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这种扩张性政策或许短期内有效，可从长期看，由于企业与雇员已经提前根据未来可能发生的通胀率进行工资谈判，商业银行也会根据未来预期调整利率水平，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从长期看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反而只是加剧通胀。美国麦肯锡的研究就表明，在目前美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下，要实现恢复至少得需要5年的时间，可见，这本身就是对当前的政策的一个讽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可以看到，在4万亿的政府主导投资刺激下，我们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扩张，而且引发出来的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金融风险已经开始显现，近期的民间借贷频发的高利贷案就对我国的经济体系的稳定造成了不小的破坏，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源于金融抑制环境下，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无法满足。事实上，这些问题在各个部门和地区都存在，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过长，造成市场的资源配置无法正常实现，大量的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成分为政府官员寻租、权力腐败的温床。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值得我们好好地去品味。现代经济学在数量方法与计量工具上还将不断发展，并且新方法与工具的运用将不断得到鼓励。这与近年来在欧美出现的所谓对“经济学数学化”反思潮流，多少有些对着干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