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日至5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访华。这是他第7次来到中国,除了加强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合作,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中期挑战也是其此行的另一个主要任务。访华前夕,佐利克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探讨时下困扰美、欧的债务危机以及其复苏前景。
195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德裔家庭的佐利克,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履历颇丰: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顾问、负责经济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等要职。
佐利克认为,美欧经济将延续当前缓慢的复苏态势,但只要政策得当,是能够化“危”为“机”、避免二次探底风险的。
关键是国家的长期竞争力
《财经国家周刊》:佐利克先生对标普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如何看待?这对美国、美国之外的其他利益攸关方以及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佐利克:尽管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的市场反应表明,美国国债在市场上的地位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但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举动还是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表明美国切实需要关注财政可持续性、债务高攀和经济长期发展等问题。
这次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否会促使政府采取削减开支等有效举措,还是会成为美国经济进一步下滑的拐点?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澳大利亚的主权信用评级曾两次被下调,加拿大的主权信用评级也曾被下调,这些国家恢复市场信心都花了一段时间。
《财经国家周刊》: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的财政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处于“新危险区”,您怎么看待危机前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欧美政策制定者是否已经缺少应对的政策工具了?欧美该如何实现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
佐利克:我认为上月以来的市场波动是给欧美政策制定者提出的一个“警告信号”。与金融危机之初相比,当前全球所处的复苏阶段已经不同了。在当前阶段,不论是欧元区,还是美国,政策制定者手中所拥有的财政刺激政策空间已经减少,货币政策总体而言也已非常宽松,尽管他们可以选择的应对政策有限,但那种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应对工具的想法是错误的。
欧洲央行出手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如果市场需要,欧洲央行将进一步提供流动性。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近期在怀俄明州举行的美联储年度经济座谈会上则强调,美国要通过财政改革、刺激经济长期发展的举措来拉动美国经济复苏,同时他也表示美联储还有刺激经济增长的备用政策工具。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和欧元区当前面临的财政和经济挑战有什么共性,又有什么区别?
佐利克: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应对提高财政状况的长期可持续性、减少公共债务和刺激经济中长期发展等挑战。
我对欧元区经济面临的多重挑战感到担忧。欧元区经济体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主权债务问题,同时,银行业抗风险能力不足并需要补充资本金,葡萄牙和希腊等国的经济竞争力不足。
这些风险在几周前引发了市场担忧情绪,导致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收益率攀升,欧洲央行及时采取了干预行动,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的最新表态是将会继续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这将给欧元区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宝贵的时间,采取适当的财政举措,并同时奠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会出现由新风险点造成的震荡,这些风险点包括一些国家出现的政治风险、希腊主权债务重组遭受挫折、银行业流动性不足等,它们都会引发市场信心波动,冲击欧元区和全球经济复苏。
《财经国家周刊》:您曾说过央行就像救火队员,投注的是流动性,那么过量投注流动性会否埋下未来通胀等隐患?
佐利克:没错,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无法解决欧美各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我也强调需要同时采取提高财政可持续的措施,包括减少政府开支、应对长期债务挑战并塑造国家的经济长期竞争力,这些举措对欧美经济的长期良性发展至关重要。
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财经国家周刊》: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一年以来,其经济增长呈现的亮点和遭遇的挑战有何变化?
佐利克:过去一年中,全球经济延续缓慢复苏的局面,主要特征依旧是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复苏速度快慢不均。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经恢复,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对于很多新兴经济体而言,当前的主要挑战是应对经济过热,抑制高通胀和资产泡沫等风险。
发达经济体仍然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多重后遗症,包括主权债务风险、公共债务高攀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经济体目前都进入了一个“敏感阶段”,我也一直给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醒,让他们要妥善加以应对。发达经济体不仅要应对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挑战,也要集中精力开展中长期的根本性和结构性经济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的“新危险区”,发展中国家的外需也在减少。当前欧美经济困境对其自身以及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威胁还是机遇?
佐利克:发展中国家已经为全球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该比重可能还会提高,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机遇。如果中国、东南亚、非洲等经济持续增长,将会给发达国家投资、贸易等各领域带来机会。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早就已经意识到了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市场潜力,很多企业都已经找到巨大的市场,而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还未充分认识到这一市场潜力。
过去一个月的市场波动也带来了正面效应,即强化了各界对于解决欧美危机的关注和讨论,人们不仅讨论美国政治机制运作效率,也在讨论政府长期支出不可持续。在我看来,美国不应仅仅探讨如何减少国内可自由裁量支出,因为这并非美国预算支出的主要部分,美国也要关注并解决医疗、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福利支出,如果能促使政策制定者采取有效举措,那将是积极的一步。奥巴马总统目前强调刺激就业,如果能够采取有利于实现美国增长潜能的结构性政策,那么也将是一个进步。
《财经国家周刊》:全球经济增长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双速复苏局面,您认为这种局面还将延续吗?您是否认为美、欧存在经济二次衰退的威胁?
佐利克:美国和欧洲确实步入了经济延续低增速时期,但是我认为,美国和欧洲是可以避免经济二次衰退,其经济缓慢增长的局面暂时不会改变。
美国和欧洲政策制定者的应对措施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影响美欧经济是否能够加速复苏,也决定着是否能为美欧经济的长期、强劲增长打好基础。
《财经国家周刊》:在您称作“敏感时期”和IMF总裁拉加德称为“新危险时期”的当前阶段,怎样看待各国的政策协调合作?
佐利克:在任何经济形势下,国际政策协调合作都非常重要,合作的性质和对策要视挑战的种类不同而定。我认为,协调各国政策行动来应对经济挑战,不仅要有短期的政策举措,也要有着眼于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举措;世行注重推动各国在基础设施、教育等对于经济长期发展有益的项目。
《财经国家周刊》:世界银行在当前以及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佐利克:与一年前相比,由187个成员国组成的世界银行面临的挑战依旧未变,就是如何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重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联性,促进全球经济的强劲、平衡复苏。
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性组织,世界银行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监测全球经济走势、预测风险并向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提示风险,从而促使各国采取应对危机的合理措施。我希望自己和拉加德提出的警示能促使各国进一步采取良性的政策主张。
同时,世行也在关注食品价格上涨给全球带来的冲击,食品价格上涨冲击最大的是最贫困的国家。过去一年中,世界银行的食品价格指数上涨超过了三成,我们在紧密关注东南亚大米价格、美国玉米(0,-2409.00,-100.00%)收成等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我们依旧强调,G20领导人应将食品安全问题视为G20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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