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一带一路”，可能有的人以为“一带一路”就是一种商机，其实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个全球化版本。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从理论与现实的问题来讲起。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化的中国版本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中国经济最鼎盛的时候在1820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20年，当时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为32.9%。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急转直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GDP占全球比重约为4.4%。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大踏步向前进。到了2001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之前，我们的GDP大概占全球的4.16%。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开始飞速成长，到了2011年我国GDP占全球比重达到10.43%，到了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超过了15%。而同一时期，2001年美国GDP的全球占比从最高时期的近32.4%下降到了21.572%。美国从这个时候开始调整政策。目前中美经济在全球的占比，美国大约为24%，中国大约为16%，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是美国的2/3。

　　中国的发展“神话”让全球经济学家都无从理解。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谈论的理论绝大多数都是西方的理论。如果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现实，是没法解释，是不能自洽的。因为按照西方的理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一塌糊涂、一无是处的，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欣欣向荣，老百姓的生活与日俱美，经济总量与日俱大，我们的国力与日俱增。正是这样，让我们开始考虑怎样用中国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起点。

　　另外，我们用十年的时间，经济总量占比就翻了一番，而同时美国下降了1/3。让美国这个过去半个世纪的“领头羊”感觉到恐慌、危险。所以，美国开始力图把中国屏蔽于自由贸易的规则之外，不让中国受自由贸易之益，希望中国重新回到计划经济年代的增长水平和发展实力。那么，美国怎么做这件事？一开始是“重返亚太”，后来是“再工业化”，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想让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下去，但都无济于事。于是，美国想出了不是上策的办法，用直接手段把中国屏蔽于自由贸易之外，那就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本来是一个非常小的组织，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试图通过自由贸易、通过零关税在分工中获得好处。小国实行零关税，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是可以的。那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大国对自然生长的农产品是有刚需的，以至于中国在农业等特殊领域不能很快实行零关税。我们自豪地说，中国用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那么，潜台词就是我们的农业产出是世界平均产出的3倍。大家知道，农业是有投入递减规律的。亩产1000公斤粮食需要投入1000元人民币，但这并不等于投入2000元人民币就能产出2000公斤粮食，可能只有1200公斤、1500公斤。这样一来，与其他农业资源赋存丰富的国家相比，我们就存在着很大的短板。我们有很多农产品是需要进口的。那么，农产品能不能大量进口？如果用自由贸易的理论是可以的，但它有问题。我们有前车之鉴，美国曾经利用粮食问题要挟苏联。为什么？粮食的刚需是苏联不能解决的问题。正因为有这样的经验，美国知道中国在农业等产业上不能迅速降低关税，于是就拉着TPP的四个小国，后来又呼吁亚洲太平洋地区一系列WTO成员国共同成立TPP，只屏蔽了一个大国——中国。这就是中国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的国际经贸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全球化中国版本。这个版本是中国凭着自己对全球化、对自由贸易的理解，把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喜欢的国家、民族、地区纳入进来，发展自由贸易。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讲，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国的加入，一些由于价值判断、文化冲突不能很好地与美国整合在一起的市场形成了一个大市场。如果中美两国合作，这个大市场可以涵盖世界的绝大部分区域。

　　（二）现实版全球化存在理论悖论

　　中国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因为现实版的全球化存在着理论悖论。

　　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从工业化之前一直在发生着战争。他们为了领土，为了资源，不断互相厮杀，有的国家、有的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这种局面影响了欧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直到十七世纪，也就是1648年，他们提出不要再战争了，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既有的领土和利益，建立了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是利益分置的单元。因为欧洲是陆地国家，他们奉行的是陆权论。后来，英国的地理学家麦金德把陆权论完善起来。他认为，以民族国家作为利益分置单元，才让这个世界开始和平起来。但是，这个和平也是有限度的，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1939年又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民族国家利益分置是有前提的，它冻结了能力和水平，也就是说利益分割状态是一个长久的状态。大家知道，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有的国家实力上升了，就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比如说德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德国的迅速崛起要求重新分割势力范围导致的。所以，陆权论的和平是不稳妥的，并不切实可行。欧陆国家奉行的是陆权论，而美国和英国等海洋国家奉行的是海权论。他们援引荷兰学者格劳秀斯的观点，认为海洋是连续地天然地排斥各种所有权。

　　一边是基于陆权理论的陆权国家希望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从事经济活动，另一边是海权国家基于海权理论试图推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海权论与陆权论是对立的，于是两类国家间经常爆发冲突。为了缓解矛盾，经过多年博弈，产生了现实版的全球化样板，即：利益单元仍然是主权国家，但生产要素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就是西方全球化存在的理论悖论。

　　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现在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可以这么理解，要素流动与国家利益分置是一对矛盾。市场经济要求的是要素完全自由流动，要求各种生产要素、资本特别是劳动力（自然人）可以全球自由流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各种生产要素难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特别是自然人的全球流动更是阻碍重重。所以，源于格劳秀斯理论、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全球化，现在正在接近它们的制度极限，制度的合法性正在丧失。作为全球的一个后发大国，现在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第二位置的中国，理应对全球治理提出自己的见解，阐释自己的理论。

　　海陆权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主权利益而排斥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具体体现在五种障碍。第一种是主权国家的政治障碍。主权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门槛，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第二种是基础设施障碍。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必要基础，但它并不通行市场法则。因为它投入很大，使用者没法为之付费，只能由超越市场主体的一些组织来提供。目前的市场经济状态是没有办法很好实现生产基础设施优化的。比如，铁路、通讯、民航、管道等在跨国的时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第三种是贸易保护障碍。每个国家都有贸易保护，WTO的规则也允许一定的贸易保护。第四种是投资障碍。投资障碍是很大的，比方说各国对投资有法律，有规则，有约定俗成的一些条款，都是不好突破的。第五种是文化障碍。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对这个状态的一种改进。“一带一路”源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是非常不一样的。西方文明讲究中心—外围、核心—边缘、起源—非起源。他们是这样说的：西方的今天就是非西方的明天。这意味着西方是起源，非西方是非起源。沿着这种逻辑，他们提出了边缘理论、梯度理论等。西方的这些理论是诱致战争的理论，因为它始终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全球观源于太极八卦。太极是一个椭圆形，里边有两个小蝌蚪状的东西，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没有上下之分，没有左右之分，所以中国奉行的是起源—非起源、核心—非核心、边缘—非边缘，互为核心、互为起源、互为边缘。西方全球观是强权的，有核心，有边缘；中国的是互为核心、互为边缘。依照这样的全球观，中国提出了全球化的中国版本——“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是比西方的更能为世界所接受的。我们从五大障碍进行突破，提出了“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国不但进行这方面的实践，也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我们用什么来指导“一带一路”建设呢？有三个指导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民族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动力，国际经济学是依据，民族经济学是突破。

　　我们用分工理论来解释“一带一路”。因为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理论都假设生产要素是完全自由流动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是受到障碍的。受到障碍有多种多样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观念、文化和制度的障碍。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障碍？就是因为民族之间是有差异的，每一个民族对全球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美国倡导的全球化，目标是实现经济自主、经济自由，这是非常好的。但是，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夹带了自己的“私货”，他推出了一个准则：民主、自由、人权。然而，民主、自由、人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每一个民族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美籍日裔政治学者福山就写过一本书叫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类最后的终结。直到这两年，欧洲难民问题涌现，让福山收回了自己的话。他承认，历史并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因为他没有办法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解释欧洲难民问题。所以，夹带着“私货”的全球化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既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那么为什么让大家都来遵守，一定有不适应的地方，这就加剧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变成一种反全球化的浪潮。这也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学者们提出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框架。那么，这种框架从国内角度如何分析？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了高质量增长时代，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面临着一个节点，不能够按照过去的模式来发展和运行了。经过了70年的经济建设，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了全球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第二位，这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也有很多的不足，大家也很清楚，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过去的发展模式不能够指导未来的发展。这是“一带一路”提出的一个国内动因。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来观察全球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济学观察有不同的维度，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用阶级的维度来观察，宏观经济学是用国家的维度来观察，微观经济学是用企业的维度来观察。那么，我们提出一个新的维度——用民族的维度来观察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不提民族维度，但是它始终关注这个维度。他自己发展，不让别的民族国家发展；他要掌控世界，不让别人来掌控世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是我要发展，也允许别人发展。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让全世界和中国一同发展。这就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一个独特视角。

　　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有什么积极意义？外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构建了一种不同国家可以共同发展、不同文化与文明可以求同存异的地缘政治想象，从而超越了主要由近代西方国家构建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也就超越了西方世界在面对域外世界文化与文明差异时要么征服、要么同化的既有路径。这就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意义。

　　“一带一路”目标有什么积极作用呢？“一带一路”倡议核心问题就是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而非一个个孤立的分散的市场加以对待。在市场经济中非常讲求规模与范围效应。美国的模式不能够产生最大的范围效应，只能有一定的范围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克服这个问题，产生最大的范围效应。“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版的全球化，其核心内容就是尽量打造一个包容性更大的平台，超越现在西方要么征服要么同化的地缘政治想象，构建全球性整体市场。今天，中国已经重新振奋起来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重新唤起中国的传统智慧，用传统智慧加上现代理念，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二、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一带一路”倡议

　　地缘政治观来源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观。由于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国家基于各自的成长轨迹与特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国家模式。

　　在英语里涉及民族的有三个词：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然而，三个词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西方国家，nation是可以建立国家的民族；nationality是可以自决自治的民族；Ethnic group是没有政治权利的族群。三者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是有核心和边缘的，是排斥统一大市场的。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西方的民族国家进程无疑带有明显暴力特征，其工业化进程也是对殖民地征服以及欠发达民族被迫屈服的过程。即便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能隐约见到这一历史踪影。这可能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频频遭遇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西方的文化建构是分野很大的一种建构，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激励着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世界是因为文明冲突才存在着矛盾的。这就是西方的全球观、国家观、民族观。那么，西方的世界观也是不一样的，它秉持零和博弈的世界观。麦金德提出的陆权理论认为世界的中心在欧亚大陆的中心，认为谁控制了这一区域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说：“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这是他们的控制观、主宰观。大家知道，苏联解体成了十几个国家，俄罗斯是最大的继承者，它在苏联解体以后搞了一个休克疗法，实行全面私有化，力图加入西方阵营，岂不知是冷脸贴了热屁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秉承陆权论的西方国家怎么能让一个“世界中心”的主导国家加入西方阵营？你既控制着“世界中心”，又在西方阵营里，那你不就控制西方集团了吗？现在的事实证明，俄罗斯是不可能加入西方的，只能是现在这个处境。美国积极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不让这个地区被别人控制，这样才能重新改写欧亚大陆主宰世界的局面。简言之，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用战争来阻止这样一个核心地带被某些国家和国家集团所控制。

　　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恰恰与西方相反，我们并不崇尚使用武力。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而非血统民族，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这一过程推崇融合，摒弃战争。这样一个民族秉承的是开放包容的民族经济观。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实现了资源规模和范围效益的最大化。所以，中华文化的历程，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恰好吻合了世界各国的发展诉求，我们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可能就是未来世界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交流融合的一个模板，我们要向世界加以推广。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习近平主席很好地整合了我们的历史及智慧，又很好地洞悉了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很好地洞察了大家对发展的诉求、对一个大市场的渴望，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并不是具象的“一带一路”，而是习近平主席借用了历史的智慧，借用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字符号，赋予了中国版全球化的一个形象符号。

　　“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为各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清晰的导向。六大经济走廊，即：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现在，“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沿着六条经济走廊向外推进。在国内，每一个省市都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其中，最为重点的是新疆，国家给它的定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因为六条经济走廊有三条是经由新疆走向中亚、西亚、东欧、西欧的。北京的定位是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广西的定位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福建的定位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其实有关“一带一路”问题不是今天才开始为人关注的，而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为世界各国所关注。

　　最早的是日本。日本在1997年提出了“丝路外交”，重点关注中亚五国和高加索三国，旨在通过加强政治合作，掌控中亚、高加索的能源，起到制衡中俄的作用。但是，大家也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从中日经济对比来看，现在中国经济占全球总量约16%，日本仅占5.1%，日本的经济总量不及中国的1/3。因此，在1997年提出“丝路外交”战略以后，由于日本经济迟滞不前，这个战略没有什么效果，可以说是胎死腹中。

　　第二个是2002年由印度、俄罗斯、伊朗共同提出的“南北走廊计划”，目标是从印度经高加索、俄罗斯建设通欧洲的运输通道，实现能源南下、货物北上。印度自视为南亚霸主，他的能源供给并不充分，受到能源制约很大，他看中了欧洲俄罗斯的能源资源。由于西方国家极力围堵，加之俄罗斯是一个内陆为主的国家，运输货物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印度与俄罗斯两家一拍即合。而伊朗是个中间地带。但是，俄、印、伊很难组织起一个有实力的国际集团，所以这个计划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最近两年，中国加入其中，成为观察员，“南北走廊计划”才有了一些复苏迹象。

　　第三个是2009年由欧盟提出的“新丝路计划”，想在中亚里海边建一个天然气气田，然后通过输气管线把天然气输往西欧，避开俄罗斯的能源制约。欧洲的能源分布是很不均衡的，俄罗斯所在的东欧、亚洲地区有很多的能源，而西欧地区的能源很少。但是，往往因为经济、军事、政治原因导致俄罗斯对西欧能源禁运，这是西欧发展的一个瓶颈。西欧要克服这个瓶颈所以才搞了一个“新丝路计划”。事实证明这种计划也没有什么效果。

　　第四个是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推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是以阿富汗为核心，建立中亚—阿富汗—南亚经济体。但是，美国是不出钱的，而是输出价值观。在阿富汗，他也想这样做，那么周边国家因为这样一个价值观输出导致一个非常扭曲的状况。阿富汗从上世纪60年代富有的国家变成了现在一片焦土的穷国。经过种种试探，这个计划并没有效果。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大家非常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