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张维迎，著名经济学家、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新研究，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尽管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与大多数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不同，中国政府从来无意放弃国有企业。相反，在中国，国有企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

    没有了国有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仅仅是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来改进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而非要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私有化从未被采纳为官方的改革政策。主张私有化的学者常常被谴责为“资产阶级自由派”。

    然而，改革的后果大大超出了预想。

    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出中近五分之四来自国有企业。到1997年，国有企业的份额已经萎缩到几乎不超过四分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1998：99)。更令人惊讶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自发的和地方政府发起的国有与集体企业私有化通过被各种冠以改制的官方名义的途径在加速进行，这些途径包括公开募股、公开出售、经理／雇员赎买、租赁与合资(Li，Li and Zhang，2000；Garnaut，Song and Yao，2004)。到1998年年底，超过80%的县及县以下国有和集体企业都经历了改制，后者在很多情况下涉及直接私有化(赵晓，1999)。一项对工业国有企业的全国调查估计，到2001年年底，86%已经完成改制，约70%已被部分或全部民营化。国家经贸委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引自Garnaut，Song and Yao(2004)。苏南是一个很有趣的个案。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与私有企业占主导的浙江模式相比，苏南模式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新型公有制的经济模式”。然而到2000年年底，近百分之百的村属企业，95%的镇企业，90%的县属企业和85%的市属企业已被民营化(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2001：5)。

    今天的现实是，尽管国有企业在一些关键产业(包括石油、电力、电信和金融部门)仍居于支配性地位，政府依然坚持国有企业应该在整个经济中扮演支配性角色，但非国有部门(包括外国所有、合资、混合所有制及国内私有企业)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许多产业中的主导角色。

    浙江的私有企业模式最终宣告了对江苏的公有制模式的胜利。

    有趣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分权而非发展私有体制，始于搞活国有企业而非将其民营化。

    什么是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不期而至且加速兴起的背后驱动力量？是什么激发了地方政府将其控制下的企业民营化？

    在李少民、栗树和和我本人合作的论文中(Li，Li and Zhang，2000)，我们发展了一个理论模型以探讨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文章中，企业所有权以谁持有剩余索取权来定义。传统上，所有权由谁能索取剩余权利来界定。格拉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将所有权定义为对资产的控制权。经济学家现在认识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利对所有权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此，我略去控制权利不是因为它们无关紧要，而是因为技术上棘手。然而，我推测我的结论亦适用于控制权利。另外，考虑到国有企业经理人已获得巨大的决策自主权，我相信剩余权利的转移只是完成私有化而已。也就是说，随着经理人掌握所有的企业剩余，他即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所有人。民营化是将剩余索取权从政府转移到经理人手中的过程。为便于阐述，我们着重于探讨产品市场中的跨地区竞争如何激发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后者通过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公有经济中的官僚与经理人间的互动进行。曹远征，钱颖一和韦恩加斯特(Cao，Qian and Weingast，1999)主张，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引致了私有化。然而，这些作者没有至少没有正式地讨论的问题是：跨地区竞争如何刺激了私有体制的兴起。我们发现，当跨地区竞争足够激烈时，每个地区都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鉴于经理人的努力是无法证实的，地方政府或许不得不将全部或部分剩余股份给予经理人。总的来说，激烈的产品竞争刺激了私有财产体系的兴起。我们接着使用中国40多万家企业的工业普查数据，将我们的理论付诸严格的经验检验。

    检验强烈支持我们的假设，即跨地区竞争是中国向民营经济体制转型的驱动力。

    尽管我们的文章着重于研究地区间的竞争如何引致对现存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但我们相信，同一逻辑也可以被用以分析跨地区的竞争如何引致新的私有企业的建立。正如我所指出的，正式的公开私有化在中国从未被采纳为一项中央政府政策。然而，竞争比意识形态的力量要大得多。不管中央政府是否会绘制完全非国有化的蓝图，我们的理论与现实均表明，民营化过程将继续按其自身的逻辑与力度加速进行。

    中国的经验表明，“看不见的手”不仅在资源配置中强大有力，亦在创造制度中强大有力。

    一旦分权开始，市场竞争可能引发私有企业制度自我强化式的发展。接着，新建立的和被民营化的企业会加剧市场竞争。这即是来自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经验。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我们理论的意义超越了中国与前社会主义经济。根据近期的一份世界银行报告，我们看到国有企业产出在许多国家仍占有巨大份额，不仅包括转型经济，还包括发展中经济，甚至工业化经济(世界银行，1995：31和56)。但是跨越国家与时空来看，国有企业总的来说表现欠佳。在过去20多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与发展中经济中，也发生在发达经济中。

    我们推测，缘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跨国竞争一直是也将继续是全球范围的私有化运动和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转型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