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局势失控，国际经济恶化程度远超预期。金融市场出现灾难性狂泻潮，并不仅仅是对美国经济债务日益恶化、欧债危机再次卷土重来以及全球经济二次衰退概率加大的恐慌，而是人们对各国决策者在越来越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面前束手无策的绝望。越陷越深的危机，让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没有退路。

    政策陷入困境 工具越来越少

    近期以来，全球债务危机阴云笼罩，欧债告急、新兴市场通胀加剧、美国债务违约风险，给全球金融市场存量资产带来了明显的风险敞口。尽管债务上限提高使美国避免了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但却难以逃脱有史以来首次失去3A评级的命运，世界经济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叠加冲击。受此影响，全球股市上演“黑色星期四”，大宗商品暴跌，2007年全球金融市场的集体性恐慌再现。

    恐慌背后到底折射出怎样的危机？三年多时间，全球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之后，世界经济似乎又被打回到了“原点”。

    全球经济形势骤然恶化的根本原因，来自于全球根深蒂固的经济失衡，结构性危机并没有通过反周期政策刺激得以解决。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政府驱动型复苏和资产膨胀型复苏，创造的就是两个副产品：一个是高债务，一个是高通胀。

    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政府担保的金融业救援行动资金估计为20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世界GDP的30%。为应对经济衰退，2008-2010年期间全球财政刺激措施总规模达2.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4.3%。

    2008年金融危机之初，各国政府弹药比较充足，并普遍实施了大规模的“凯恩斯式扩张”。发达国家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向金融、居民与企业部门提供刺激来减轻财富缩水的冲击，进而控制去杠杆化的速度。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转移至政府部门，以政府部门的“杠杆化”抵消民间部门“去杠杆化”。

    货币刺激同样已经用到了极限。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大中央银行主打货币扩张为主基调，各国央行直接投放基础货币，央行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8712亿美元，增长了3.2倍；英国央行资产规模增加了近一倍；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也扩张了30%以上。如果以M2口径衡量，2000年，发达国家M2为4.5万亿美元，2008年升至9万亿美元，而今发达国家M2已升至10万亿美元，全球流动性极度泛滥。

    但可怕的是无论怎样量化，发达国家已经陷入了“量化宽松的陷阱”，由于发达国家银行体系创造信贷的传导机制被阻断，银行惜贷严重，银行放贷能力或意愿甚至不如衰退之前。发达国家金融系统难以恢复造血机制并重振需求，但却推升了全球通胀水平，让新兴经济体承受更大的资本流入、货币升值和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

    根据IMF的数据库，世界外债发行数量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包括了美国、7个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外发行债券占全球的83.8%。现在各国财政运转和继续举债的空间越来越小。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的刚性支出增加、偿债能力下降，债务负担上升矛盾的积累让发达国家的债务依赖型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而美国国债遭降、债务融资链断裂，将是美国债务增长体制终结的开始。

    当前，全球供需增长的良性循环被打破。5月以来，全球制造业活动正以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最慢的速度增长。美国、欧洲和亚洲7月制造业指数(1271.208,-17.46,-1.36%)同步下滑，中国PMI连续四个月回落，全球经济复苏正重新失去动能。

    事实证明，各国除了大幅提高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通胀总水平之外，无论是整体经济规模、制造业产出、劳动生产率，还是就业增长、家庭消费支出以及金融信贷远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全球经济处于再次陷入衰退的边缘。

    经济失衡加剧 旧模式走到尽头

    政策刺激从来都不是阻止危机的“缓冲带”。为了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全球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周期政策。然而无论是“凯恩斯式”的财政扩张，还是量化宽松刺激都是周期性政策，都没有真正扭转当前经济的危局，反而让更多的人承受危机转嫁的成本。

    全球经济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以来的一次结构性大危机；是发达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债务问题；是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下储蓄国与消费国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是全球旧有增长模式失灵的深层次顽疾。

    发达国家债务问题早就不可持续。巨额的预算窟窿不是某一年的收入与支出不平衡，而是收入与支出之间长期的结构性不平衡。举债过日子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

    反观新兴经济体，同样面临高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风险。事实上，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不仅仅是各国政府的政策收紧，新兴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正在放缓，特别是外部需求不足的市场萎缩，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很多国家低成本的优势将逐步消失，新兴经济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也将走到尽头。矛盾重重，险象环生的全球经济让增长调整没有退路，如果政策制定者还是一味地延缓和转嫁风险，而不是真正着眼于经济模式的转型和调整，那么全球危机必定会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