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关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时有兴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就是把人均收入从当前的八千多美元在不远的将来提高到一万两千美元以上，这是人均意义上的概念，而从微观群体上则面临另一个问题——扩大中等收入规模和比例。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阶段目标中。中国现在有近14亿人口，迅速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据不完全统计有4亿多人口，按国别来算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中。但是，这一数据也仅占到全国人口的30%多，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60%这一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例仍然任重道远。一个显而易见的做法是，让更多低收入者跨过中等收入门槛，尤其距离中等收入“一步之遥”的那些人，打通制度上、创业上、社保服务上等困扰他们的“最后一公里”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不同的布局和制度设计，鼓励多元和差异化发展。

　　第一，优化人才成长环境，扩大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从欧美及港澳台地区的经验来看，专业技术人员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最大和最坚实的构成，律师、教师、医生、工程师、记者等不仅待遇优厚，而且社会地位较高，是经济创新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力量。通过幼儿园教育补短板、大学教育提质量等途径培养本土人才，并向海外吸纳回流留学人员，扩充人才队伍。同时，还应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净化教师、医生等群体的不良风气，让他们体面的生活，专心从事本职工作，钻研业务、不断创新。

　　第二，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创业者和新型职业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农民工、个体经营者、小微企业主、初创企业者都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力军，应作为政策支持的重点群体。政府致力于创造平等竞争和基于规则的营商环境，商事制度改革是“先手棋”。近年来，中国商事制度改革实行了多证合一、大量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改注册资本实缴制为认缴制、放宽住所登记条件等多项举措，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了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世界银行最近五年的营商环境报告将中国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提高了65位，并认为这是中国营商环境改善的主要拉动力。通过宽松的商事制度为新产业、新业态、新型职业提供了广阔舞台，不断释放各类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

　　第三，加快提升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收入，鼓励勤劳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键是让有潜力的低收入人群尽快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使他们的收入增长超过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增长水平。当前，以农民工、制造业工人为代表的纯体力劳动者，是“扩中”的关键。目前来看，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长还是比较快的。这是中国的人口结构所导致的，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导致现在体力劳动者短缺，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跟其他群体相比呈现出较快增长趋势。要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尽快扭转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持续下滑的势头，提高农民工和一线工人待遇，确保勤劳者能够致富。此外，应加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使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当前农民所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和集体用地等财产尚未物权化、资本化，限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合理取得。

　　第四，降低生活成本，稳固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基础。房贷、结婚、教育、看病这些因素如果不造成沉重的压力，才能给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真正拥有足够的生活“底气”及消费能力。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期房价过快上涨、房产已成为居民主要财产收入的情况下，居民的一般消费能力受到了相当的限制。拼多多等购物网站低端货品盛行正是“得益于”中低收入人口的庞大基数和疲弱消费能力。让中等收入群体真正名副其实，在增收的基础上，更要节支。个税改革方案中的一些提法具有参考意义，包括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等，对这些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设计，通过减负措施给更多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方便。此外，即将推出的房产税以及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日渐完善，将让更多中等收入人群“有恒产者有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