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朝野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缠斗，从表面看，威胁到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安全；而且，潜在的美元贬值和美国经济衰退，更会对中国经济构成猛烈冲击。但从较长远来看，美债缠斗对中国未必就全是坏事，因为这种政治酣斗，将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遏制膨胀的债务上行趋势，从而避免美元未来可能的崩溃。

   说美元崩溃，可能为时尚早，但未尝没有可能性。目前，美国国债已到了创纪录的14.3万亿美元。在过去50年中，美国已经累计78次提高债务上限，平均每8个月提高一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国债规模年均增幅达到了14.7%，不仅比历史平均增幅高了一倍，更是美国年均GDP增幅的8倍。在美国目前支出的每一美元中，大约0.4美元来自借债。

   这样的借债速度和规模，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奥巴马2009年在一片喝彩声中上台，两年后却四处响起倒彩声，就在于许多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的债务问题已太过深重，这不仅给子孙后代带来沉重的包袱，也让许多人开始担忧自己能否顺利度过晚年。这样的担忧，加之美国经济的复苏乏力，最终促使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卷土重来，并得以在债务问题上向奥巴马叫板。

   共和党对于提高债务上限的严苛态度，是美债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从而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一些西方媒体看来，中国现在是“不安”地看着美国的政治游戏，却又无可奈何；即使美国主权信用降级，“美元陷阱”使得中国这样的债权国，也不敢贸然抛售手中的美国国债。

   这就有如治病救人，现在的美债之病，尚在肌理，如能及时治疗，美国经济虽伤筋动骨，但毕竟有望恢复健康。但如果讳疾忌医，继续拖延，结果就可能是美国经济病入膏肓，美元最终会迎来清算——大幅贬值的结果是世界经济受到严重拖累，结果可能更甚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这种“小病不医，大病如山倒”的教训，其实在最近几年一再发生。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不久前就撰文反思：如果美国政府在2008年春能采取断然措施，在投行贝尔斯登出现问题时拒绝提供援助，那么较小的贝尔斯登破产虽会对金融市场会造成冲击，但总好过随后不得不放弃雷曼兄弟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雷曼也就会因此放弃对政府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从而采取有效对策免于最终破产的命运。

   但围绕着美国国债的政治斗争，却可能打破这一僵局。危机最终得以化解，但危机过程中的艰苦，使得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美国举债度日的模式必须改变。而且，其中需付出的重大政治代价，也迫使白宫去努力削减赤字。从远期看，美国如果痛下决心，其债务问题仍可以得到化解。

   可以说，美债缠斗，对美国债务风险的解决，起到了关键的临门一脚的作用。对中国来说，虽然短期外储安全性面临威胁，但从长期看，美债问题如得到合理解决，有助于更好地确保中国外汇安全。更重要的，美债问题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定时炸弹，如果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时间拖得越久，其爆炸的破坏性就越大，但如果美国能安全摘除这个炸弹，对全球经济无疑是一个福音，自然，中国经济也可避免池鱼之殃。

   不在危机初期采取断然措施，必然是在危机高潮时遭遇更大损失。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债缠斗，中国因其利益相关性，确实高度关注甚至紧张。但到最后一刻得出结果，也未必就全是坏事，斗得越激烈，越预示着美国债务问题的敏感性和改革的迫切性，而这种改革，更有利于维护中国作为投资者和利益攸关方的长远利益。

   更何况，对中国等海外投资者来说，美债因其3A评级有其极大诱惑性，其某种程度更有如鸦片；但政治酣斗带来的风险，或者说如果美债由此失去3A评级，投资者策略势必会有所调整，原先动力不足的中国外储多元化举措，也可望迈出更实质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