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课题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中美关系”，很显然有A与B两个观察对象。但是，我并不打算简单地就第一部分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第二部分讲中美关系，我想还是将两个对象有机结合起来观察和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最重要的外部问题——中美关系，也可以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更好地解读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我们要了解一些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色？关于特色，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那就是中国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的外交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角度，当然我想，更重要的角度是一个纵向的视角，那么纵向的视角就是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周期来观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纵向的比较可能更加显示出自身的特色，因为我们现在讲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我们更多的还是求同存异，因此我们讲自己的演化和发展，能够更加显示出我们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特色。

　　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

　　我们要讲中国外交，实际上回到一个本源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我们这里的中国特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到2018年，一共是69年的时间。对于这69年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分时间段的方法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我们观察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我们称为革命外交时代，我们与世界体系关系总体呈现负向认同；第二个阶段，相对来说时间很短，从1972年到1978年，这是一个过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到2012年，被称为现状外交，或者说维持现状、认同现状的外交，与世界体系呈现正向认同的关系；第四个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现在，是我们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这样一个时代。

　　第一个阶段（1949—1971），革命外交。革命外交，说到底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入不了伙”。我给本科的同学讲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我讲我们在1971年之前没有“球籍”，也就是我们在国际法这个层面上相当于一个“黑户”，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获得足够的外交承认。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国家，除了有领土，有人民，有政府，还需要有外交承认。外交承认，相当于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证。那么，最重要的外交承认是什么？联合国的外交承认，就是联合国接纳你成为联合国成员，这表明你真正成为地球上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就成立了，但直到1971年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外交承认，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被当时的世界体系主流所接纳。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简要观察。可以看到，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有10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到了1953年的时候，共与20个国家建交；而到了新中国成立20周年，也就是1969年的时候，我们也只与49个国家建交。49个国家，不到当时联合国成员国数量的一半。也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们被世界体系所接纳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开始成为世界体系的一员，从之前一个“旁听生”，到今天变成了拥有正式学籍的“学生”。1971年很重要，那么这与中美关系有什么联系吗？1971年我们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与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是有联系的。当时，美国给我们“使绊”，使了个什么绊？美国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句话错了吗？这句话没错！中国当然重要。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这句话是有其他用意的。因为被认定为“重要问题”的提案，在联合国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如果不是“重要问题”，那么只需要简单多数即超过一半就可以通过了。所以，当时的美国不能说我支持你，但他也没有直接反对，只是说你的问题是“重要问题”，也就是说你有本事就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如果你没本事，只有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拿到，就自认倒霉，也不能怨我。但是，我们广大的朋友在联合国大会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中国席位是重要问题的提案是不是重要问题。之后，通过表决认为中国席位是重要问题的提案不是重要问题，所以在联合国大会上以简单多数否决了美国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最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出联合国的提案以压倒多数得到了通过。197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只有54个，我们怎么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票呢？当时还是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与我们建交，但还是支持了我们，因为他们能预见到中国要进来了。

　　第二个阶段（1972年—1978），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与过去的革命外交阶段有所不同。一个变化是，我们正式加入了地球的“球籍”。另外一个变化是，中美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越南战争，打得非常辛苦。196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表示不竞选连任。真正的原因是，他知道他肯定选不上。所以，1968年大选结果毫无悬念，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约翰逊的副总统）。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任后，就开始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他的竞选承诺就是美国要体面地退出越南战争。尼克松认为中国很重要，他发表了著名的“五大力量中心”说，认为有五大力量中心共同决定世界前途，这五大力量中心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苏联、欧洲(欧共体)、中国、日本。当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在尼克松当上总统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地球的“球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美国总统居然说我们是力量中心，所以这是第一个信号。也就是，他在国内实际上已经开始敲打，说要解决美国最重要的外交问题需要其他力量中心的配合，其中就包括中国。所以，自1970年，中美开始了外交上的接触，包括我们熟知的“乒乓外交”，也包括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来做铺垫。我们不要小看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当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他作为美国总统来访问一个他认为并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权，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此，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启了中美关系解冻的进程。所以，我们叫过渡阶段。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和世界体系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尽管中美两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在北京设立了联络处。这个联络处相当于一个半官方机构，是双方政府进行沟通的一个渠道。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从1975到1977年曾在北京联络处当主任，他当时有一个爱好，就是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遛弯，以至于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来中国访问，中国政府送了他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以纪念这段美好的时光。这时期，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但仍然有过去的惯性，整体来说，革命外交的一些传统仍然存在。中美之间没有建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台湾问题的困扰，美国不愿意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而我们对美国方面提出了三点要求、六个字，就是断交、撤军、废约。美国没有办法同意，当时我们就这样搁置下来了。所以，我们称这段时间为过渡阶段。但是，这个时期里，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确实已经打开了。1970年，与我们建交的国家只有54个，而1977年已经达到了110个。这个时候，联合国成员的绝大多数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第三个阶段（1979—2012），现状外交。我们和世界开始拥抱，全面进入世界体系。我国国内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在国际上，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这就是今天台湾问题的底线。当然，美国后来又有所反复。我们把1979年到2012年称为现状外交的时代，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一成不变，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30多年。

　　总体来说，从国际制度参与的视角来看，什么时候我国在制度形式上完成了对世界体系的融入？标志性事件当然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经济制度的最根本制度。2001年12月，也就是在改革开放23年之后，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制度融入的进程，中间是非常波折的。比如说，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答应了我们的三项基本原则，却在1980年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另外，最大的波折还是发生在冷战结束，无论是我们自我的国家定位，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定位，都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坦率地讲，对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那个时候还是个中学生，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一次演讲比赛，有一个同学慷慨陈词地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12，只有日本的1/7，我年轻的心灵受到了震撼。这个差距是相当大，换句话说，当时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是什么？我们有可能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取代苏联，成为最大的冷战对手，但我们的实际实力却和冷战时期的苏联相去甚远，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差距都是非常大的。如果美国这个时候要开始遏制中国，像对付苏联那样，那我们确实很糟糕。但是，形势还是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1992年美国大选，当时在野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对谋求连任的共和党总统老布什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其中一个重要的抨击就是对中国太软弱、对中国太绥靖。总之，到了1993年，比尔·克林顿取代了对中国相对温和的老布什，成为新的总统，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审议，即：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国会在年度审议中以多数票通过决议不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老布什总统动用了总统的否决权，把这项决议给否决了。最终，剥夺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就没有通过。这个事情成为当时民主党包括克林顿攻击老布什的一个重要案例。所以，克林顿就任总统之后，我们其实是担心的。果然，1993年就发生了银河号事件，当时情况很糟糕。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转机？就是1993年11月，首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中国第一次参加APEC活动，当时实现了江泽民和克林顿的首次正式会晤。形势开始发生变化，1994年克林顿宣布对华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到了1995年，克林顿政府抛出了一个著名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Policy)。大家想中美关系一帆风顺，对不对？但实际上就在克林顿连任的前后，中美关系遭到了重大挑战，这个挑战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但是到了1997年11月，江泽民同志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1989年后的中美关系全面回归正轨。1997年11月，国际社会还有一个微妙变化，那就是中国领导人访美的同时，日本和俄罗斯实现了冷战之后的第一次会晤。江泽民同志向克林顿总统发出了邀请，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克林顿当时来了一个星期，访问了西安、北京、上海、香港。他到西安说要了解古代中国辉煌的历史，到北京是正常了，到上海了解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到香港意味着什么？1998年6月，香港回归不到一年，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对于香港回归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1998年6月，克林顿访问香港，表示了美国对香港回归中国一个重大认同。克林顿的这次访问，在之后的多年里在美国国内遭到了强烈的批判。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又担任国务卿的康多莉扎·赖斯，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批判了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政策。她认为，克林顿访华的最大问题是，第一，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待了一个星期。大家注意到，特朗普上次来停留了两天，而且特朗普来华之前去哪儿了？先去日本，再去韩国，从中国走了之后去了越南，从越南走了之后去了菲律宾，中国是亚洲五国之行的第三站，而且只待了两天。而当时的克林顿待了一个星期，更要命的是他直接从美国飞过来，又直接从中国飞回去，伤了其他亚洲盟友的心。这段时间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新的定义，那就是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所以，这表明中美关系总体来说是在发展的，但绝对是很复杂的。果然，也就是不到一年时间，建设性得到了充分的印证。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中国坚定地站在南斯拉夫人民一边反对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干涉。1999年5月8日深夜，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美国飞机给炸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波折。中美正在进行的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候，也因此暂停了几个月，但是到了1999年11月，中美双方就中国入世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尽管中美关系有这么多波折，但是，整体来说是有一个既定的趋势。

　　在2000年美国大选，我们希望能够将中美关系持续向好的势头维持下去。没有想到，上台的是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而小布什在竞选的时候抨击克林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对中国太好了。小布什认为，美国与中国是竞争对手（rivalry），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使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而且雪上加霜的是，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了撞机事件，撞机事件处理得很不愉快。在2001年夏天的时候，也就是小布什担任新总统的头一个半年里，中美关系确实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历史总是和人开玩笑，到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被大家强烈批判的“9·11”恐怖袭击。首先我要声明，恐怖袭击是人类的公敌，但是“9·11”恐怖袭击在客观上让中美双方找到了共同利益，让小布什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然后，到了2001年10月，小布什和江泽民同志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上海APEC峰会上，这是中国首次作为东道主主办APEC峰会。虽然亚太自贸区还不成熟，但作为一个多边的平台，进行双边关系沟通也是很管用的。这次在上海的会面，更加坚定了小布什认为中国并不是原来设想的竞争对手的决心。而且几乎同时，他在阿富汗开启了反恐战争的历程，在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在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进行着艰难的准备。这个艰难准备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准备，而是政治准备。因为当时很多国家反对这次战争，尤其让他头疼的是他的传统盟友的坚决反对。到了2005年、2006年，美国在伊拉克的局面越来越难以收拾。小布什的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后来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对中美关系给了一个新的定义，那就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英语是Responsiblestakeholders。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stakeholder是什么意思？它有点接近我们今天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stakeholder的直译是股份持有人。小布什认为克林顿提出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太空洞，太抽象，所以他认为他讲得更具体、更实在，那就是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美关系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尽管很曲折，但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趋势。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在拉萨发生了“3·14”事件，以此为借口，当时一批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抵制，但是小布什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美关系进入了建交30年来最好的阶段。

　　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他一上台就发现小布什的外交出现了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伊拉克战争，所以他和当年尼克松总统一样提出要体面地撤出伊拉克，这是他对美国人民的一个承诺。第二个问题是，小布什八年来在亚太地区过于忽视，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做大。所以，奥巴马一上台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外交导向，一开始叫“重返亚太”，后来叫“亚太再平衡”。“再平衡”是什么意思？“再平衡”就表示过去曾经不平衡。为什么不平衡？因为美国忽视了中国的挑战，对中国太温和。所以，一边是奥巴马在搞“亚太再平衡”，另一边中国外交进入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时代，双方就这样撞上了。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中美关系可以说和之前的小布什时代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美国为什么觉得我们在亚太做大？一是我们经济增长了。比如说，2017年中国经济相当于美国经济的60%，从20多年前的1:12到6:10，那么美国有了深切的危机感。另外一个是，小布什在任的8年间，他在中东防恐，我们在亚太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先建立了“10+3”，即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的对话机制。2006年,日本则倡议在“10+3”的基础上,引入印澳新，变成了“10+6”。奥巴马上台之后就提出“亚太再平衡”，我们当时还在想，万一他提出要加入“10+6”，让不让他入群呢？结果，美国什么都没加入，人家自己单独建群，搞了一个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原来是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开始谁也没注意它，结果奥巴马和希拉里独具慧眼发现了它。于是，美国另起炉灶，搞起了TPP。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外事活动，就是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4年APEC北京峰会）。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当时TPP实在太强势了，我们特别需要定一个基本基调，那就是将来如果出现亚太自贸区一定是以APEC为基本的制度平台，而不是以TPP。这是APEC北京峰会的一个重要意义。从1994年到2014年，20年时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先不看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我们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发展。假如说APEC是一个群，之前大家说群里要搞经济一体化，我们说要谨慎谨慎，其他更多就是联系群友而已。20年之后我们提出如果要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一定是以APCE这个群为基础，可能我们变得更加主动了。

　　60多年中国外交的发展演变

　　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历程的大致梳理，我们来看看6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演变的几个趋势，这有助于我们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第一，从“帝国主义”论到“时代”理论。“帝国主义”论是敌我的、正反的、两分法的价值判断。新时代，是一个中性的“时代”理论。第二，从意识形态取向到现实的国家利益取向。早先，我们以是不是一样的信仰共产主义，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敌我判断标准。但是，现在我们提倡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从“改变现状”到“负责任”。1971年以前是纯粹地改变现状，而从1997年的十五大开始，哪怕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非常大的波折，但是，“负责任”外交这个导向没有变化。第四，主张多边合作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第五，重视经济相互依存。第六，重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今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在经贸摩擦中，是我们屡屡提议到WTO去裁判，而美国说不用。中国外交今天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无论从话语还是从实践上面，确实提得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也是第七个特点，重新获得自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那么，我们继续观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成就中在外交部分列举了以下成就：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大家看一看这八项成就有什么共同特点？都与多边外交有关，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主张多边合作、重视相互依存、重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我们从成就的总结来看未来的导向。第一，这些多边的活动参与对象很多，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来看，其中包括和我们关系好的大国，也包括和我们矛盾比较多的大国。第二，如果以美国为坐标，在这些多边外交成就中，既包括美国参加的APEC、G20等，也包括美国不参加甚至美国永远不可能参加的多边外交。也就是说，我们的多边外交，不是一个简单的两分法的多边外交，用我们最通俗的话讲，我们的多边外交就是尽可能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尽可能地和一切有可能合作的国家合作，当然合作并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付出，我们要双向地实现互利共赢。所以，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除了话语体系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主动，更加强调负责任，更加强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任，在行动上也更加重视多边的外交活动，同时多边外交活动并不简单地说排斥某一个大国或者说吸收某一个大国。

　　当前中美关系

　　我们在回头来看现在的中美关系，今天的中美关系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中美关系面临严重挑战，另外一方面，作为国际政治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我们又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些值得我们辩证思考的地方，那就是：从1949年到2018年，经济问题第一次成为中美关系的头号难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中美在军事和政治上已经由原来的非对称越来越走向对称。为什么经贸问题变得这么重要？这说明中国经济，至少在美国的主观认知里对美国经济构成的挑战确实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从结构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就会发现，经贸问题的产生是结构使然。第二，要积极地看待这个现象，经贸问题与军事问题、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区别。经贸问题似乎是钱的问题，有句老话说：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大问题。比如，军事和政治问题很难用钱解决，尤其是重大的军事政治问题，而且它非常危险。而经贸问题不像军事政治问题那样具有危险性。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真的用钱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回头来辩证地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中美关系。第一，中美关系确实回不到过去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不可能向后退，中美关系相比之前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美国现在从学界到政界对中国总体的防范和猜忌急剧上升，这种上升可以说是结构使然，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主观认知使然，并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消除。第二，在不能盲目乐观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中美力量对比也很难回到过去，美国要对中国进行全面政治和军事遏制的成本和代价也越来越高，当然中国对美国进行全面遏制的代价也很高，所以中美之间陷入美苏那样的全面对抗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还是可控的。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美苏关系在冷战时期只有军事和政治关系，没有经济关系，而今天中美之间有规模比较大的经济关系，这一点对美国来说同样重要。所以，经贸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头号问题，其负面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积极信号。好吧，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跟大家交流这么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