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两会对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而实现上述发展要求的核心载体是要做好宏观调控工作。2019年的宏观调控形成了新架构，这个新架构当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就业优先政策正式纳入宏观政策体系之中，并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协调，这也是今年宏观调控的新亮点。此外，在宏观调控的选择上，我们选择了逆周期调节作为宏观调控的方向。2019年的宏观调控，既要注重结构性调控的基本特点和相关要求，又要注重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阶段所形成的总量性调控的相关战略安排和战略部署。

　　2018年经济运行形势十分复杂。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由于经贸摩擦，中美两国在贸易上和经济上都遭遇了一系列波动和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经济运行中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也在不断积累。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指向很多，有些指向落点比较清晰、比较表面化，比如供给与需求在时点上的错位或在功能上的错位或在审美上的错位。因此，虽然供给在总量上可以匹配需求，但由于这些错位的影响，致使某些具体环节会出现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一方面形成供给过剩，另外一方面形成有效需求不足。这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属于结构性问题。但是这种问题比较表象化，相对来讲通过强化市场功能、激励生产主体就可以有效解决。但是，在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往往与发展策略的某些核心政策绑定在一起。从经济运行情况来看，这种内在的风险积累、内在的结构性问题的积累还是占有相当高比重的。

　　当然，除了结构性问题以外，总量性问题的表现也是相对突出的。什么是总量性问题？结构性问题是在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总量能够实现平衡的情况下所出现的错位或结构性差异。而总量性问题往往是需求和供给之间无法形成均衡，也就是说供给赶不上需求，或者需求无法满足供给，这两个方向都会产生总量性风险。在经济下行阶段往往表现为需求无法满足供给，或者需求小于供给。所以，如果想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解决总量性问题，核心内容有两个：第一,对供给进行一定程度的去产能安排，通过去除过剩产能，保留优势产能，从而强制性地让供给和需求走向新的均衡；第二，有效提升需求，使需求与供给规模有效匹配。提升需求的有效方法，一是扩大消费；二是扩大投资。从我们的落点来看，一方面希望消费能够形成自我拉升，在消费升级推动条件下，形成加速度式增长；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对投资进行有效呵护，甚至对投资进行有效的直接支撑，以满足需求的扩张，使需求能够和供给有效匹配。

　　当前的问题，就像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换句话说，在当前经济运行中，既有总量不足的风险，也有结构错位的风险。在上述两大风险以及外部风险之下，我们在2018年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以下，我把2018年的情况简单与大家做一个交流。

　　一、2018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2018年我国GDP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与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GDP增速维持在6.6%。6.6%这个数字比较实，因为它与我们的用电量、货运量等实物类指标的吻合度是非常高的。正是因为这些指标的吻合度高，因此我国在GDP增长过程中就业拉动效果也很好。2018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明显超过了年初预计的1100万人的水平，实现了相对充分的就业状态，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在就业稳定的情况下，物价水平也保持良好的稳定状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1%，处于良性区间内，处于近年来的中低水平。在经济总量出现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改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增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也在快速提高。新动能的成长速度非常迅猛，到2018年末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

　　在对外开放中，我们也实现了稳外贸和稳外资的目标。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30万亿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实际使用外资1383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与美国的差距也不大。在三大攻坚战中，精准脱贫有力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易地扶贫搬迁280万人。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指标。另外，我们努力满足和实现老百姓的安居目标，棚户区住房改造62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90万户。

　　这些成绩是在既存在周期性问题又存在结构性问题，而且外部运行还出现了相对较大的风险与挤压情况下取得的，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与心血的结晶。当然，面对成绩我们还要看到成绩背后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我们2019年宏观调控要针对和解决的关键性矛盾。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有效提炼，包括九个方面。

　　第一，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大家知道，中美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这样两个国家的经贸摩擦产生了巨大外部性问题。从2018年情况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出现了增长速度下滑、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于是，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美国等国家出现了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加剧的情况，而且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受到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产生急剧的价格波动，这些都会使我国面临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外部输入性风险的压力的出现。有效地对输入性风险进行预先判断，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化危为机，是我们在2019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消费增速减缓的原因主要涉及三大因素：一是收入因素；二是预期因素；三是消费结构改善情况。从目前情况来看，居民收入状况基本保持稳定。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保持基本同步的水平，而且我国GDP增速在全球各经济体中处于中高速状态。这样，收入因素并没有对中国的消费产生极大的向下的约束。所以，导致消费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来自以下两点。第一点，预期因素的变化。在家庭支出结构中，过大的支出用于房地产投资，由于房地产投资风险积累，房地产政策性调控的长效机制和基础性制度也呼之欲出，因此家庭在消费中的信心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第二，我们产出的商品和服务与家庭需求之间匹配度的问题。现在看来，中国家庭仍将形成一系列重大消费热点，但是这些消费热点有多少能够跟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服务有效匹配是我们需要着力的关键点。

　　还有有效投资的问题。所谓有效投资就是，投资所生成的产出能够匹配消费需求。当产出与需求匹配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就可以形成良好的投资回报，并且形成投资持续扩大的有效的环境和支撑。在这个体系下，我们的投资可以实现自我良性的滚动扩张。但是，如果消费增长缓慢，投资匹配消费的能力不足，就会形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相应也会形成一系列重大风险。投资形成的产出无法匹配需求，就会导致投资的回报率急剧下滑，进而影响投资的积累，影响再投资的安排。所以，有效投资增长乏力与产出问题是高度融合在一起的。

　　第三，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困扰我们已久。从客观角度来讲，一些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规范性程度不高，经营稳定性不太好，盈利能力不太强，抵押物不太充足，这会造成融资难的问题；为了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就会出现融资贵的问题。同时大家也很清楚，导致融资难、融资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结构性失衡。金融资源的配置过分强调企业在当前的静态稳定、有没有足够的抵质押资产、静态规模有多大，而没有从企业的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设计。既没有这个角度的产品，也没有这个角度的机制，甚至也没有形成这个角度有效的风险评估模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资金倾向于大企业，而不是倾向于能够成长为大企业的小企业，自然也就导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出现。从政策设计来看，一方面要给广大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提供相对宽容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要让市场寻找出那些能够成长为大企业的中小微企业，然后给它们提供倾斜性的资金支持，这本身就是我们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凸显。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关键核心技术短板已经制约了中国制造业真正意义走向高端制造、走向高效回报的途径。所以，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力量，一方面维护我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实现对关键环节的突破，从而延长我们的产业链，构建我们的新价值链。

　　第五，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大。2019年，我们要把财政可持续作为关键性要求，并且从中央财政到省级财政努力保障各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维持、维护中国经济的基本稳定。

　　第六，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依然不少。2018年，我们在金融改革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有将近4万亿银行表外资产被纳入银行资产负债表表内，并且进入到央行严格监管体系框架之下。在这个条件下，大量游离在外的表外资产风险得到了监管，风险水平出现了较为明确的降低。当然，我们还存在着其他的风险。所以，距离风险得到良好的化解还有较长的距离。

　　第七，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困难较多。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深入，剩下的贫困问题都是十分棘手的、综合性的、复合性的，所以越往后解决问题的难度越大。综合采用包括社保托底在内的多种方式有效解决贫困问题，是我们在今后要全面实施的。既要重视产业扶贫，还要重视教育扶贫、异地搬迁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当然也要重视社会保障扶贫等一系列安排。

　　第八，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任务仍然繁重。

　　第九，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

　　另外，2018年还发生了多起公共安全事件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这些都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不足和主要风险积累的矛盾点。2019年的宏观调控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要坚持顶层规划，运用系统视野，运用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方法，将上述所形成的重大问题予以有效的缓解、突破甚至是解决。

　　当然，2019年在宏观调控中还有下一个要求，就是宏观调控的目标要保证实现。2019年国务院给中国经济社会设定了不俗的发展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5%；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出口稳中提质；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金融财政风险有效防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上述指标既有经济产出的直接考核，又有经济发展质量的代表指标，说明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是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是全面均衡性发展，要求的是不失速地维持在合理区间的发展。

　　根据上述的指标要求和要针对性解决的关键性问题，2019年的宏观调控要形成新的框架安排。首先要努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二，要努力解决当前所遇到的重大风险中的主要矛盾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对2019年的经济发展指标实现有效的巩固和突破，采用有效手段来调动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积极因素，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今年经济增长实现良性的有效的循环和互动。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国民经济的有效循环以及巩固、增强、提升和畅通的发展目标。

　　二、2019年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

　　2019年我国宏观调控基本特征就是多了一项政策——就业优先政策（就业政策）。就业政策原来是一种社会政策或者是一种“引致政策”。一般来讲，我们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调整自然会带动就业量提高。因为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改善能够引致经济发展环境和要素供给、市场配置环境的发展和改善。2019年，我们把就业问题作为宏观问题直接提出来，并将其作为直接的宏观调控对象、宏观政策手段来予以实施和应用，就业政策会形成一系列关键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于存量就业要采用有效的措施予以稳定，不能让存量就业产生较大的波动；第二，对于新增就业，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激励，以形成新增就业的有效增长，满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第三，拓展就业的内涵，对创业型就业、家庭型就业等进行培育和引导，将其纳入社会就业的重要模式和渠道中，并形成对周边人员就业的有效带动；第四，提升劳动者的素质，使劳动者产生创业的能力或者产生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使其能够快速解决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和矛盾。上述四个方面成为就业优先政策条件下，在宏观层面能够采取的重要政策路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搭配有效的政策手段予以实施。这些政策手段既包括财政手段，也包括货币手段，还包括一系列的精神和文化领域的激励手段。这是就业政策中的显性一面。它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宏观政策肯定要有自己的政策手段以及政策发力的主要途径和影响的主要方面。当然，就业政策还要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形成有效的配套和协调，彼此不要产生内耗，不要产生不匹配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是，我们的稳就业、就业优先的核心是满足稳增长的目标。稳就业是在稳增长基础上的稳就业，而不是在稳就业基础上的稳增长。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绝不能因为就业问题而对产能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装备以及工艺模式的改进产生过大的阻力。换句话说，不能因为就业问题而相应地放弃应有的技术进步安排，放弃应有的模式创新安排，放弃工艺改进改良安排。发展是第一位的，解决就业问题也要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而不是就解决就业而谈如何来解决就业。我们的就业不是低水平的有活干，而是具有能够满足个人成长需求的、带有职业理想的高水平就业。这是关于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同运作。

　　当然，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同是传统的老问题。2019年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搭配应该是“松中搭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总体还要维持中性的松紧适度，而财政政策则需要加力提效。财政减税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支出保障能力会进一步提高。相应的，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给予必要的响应，同时不宜在整个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实施过大的流动性供给，避免“大水漫灌”。根据这个要求，财政政策的要求是加力提效，货币政策的要求是松紧适度，大概念就是“松中搭配”。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业优先政策”的架构还有一个关键的落点，就是“谁来主导，谁来配合”的问题。从加力提效到松紧适度再到就业优先的逻辑体系来看，财政政策处于主导性和基础性的地位，相应的货币金融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处于相对协同性的地位。在这个体系下，我们大致就构建了2019年宏观调控基本框架：三大政策体系融合，并且以财政政策为主导，以货币政策为支撑，以就业优先政策为创新和突破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三大政策在2019年的基本内容。考虑到当前的政策调控本身就包括了许多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我们在接下来宏观调控的交流中，不去严格区分哪些是政策调控、哪些是政策改革。

　　1.财政政策

　　从总体上来看，财政政策要满足加力提效的要求。

　　从加力的角度来看，2019年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预算高0.2个百分点。这0.2个百分点大约是3800亿元的赤字规模。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83万亿元，比2018年增长28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0.93万亿元，比2018年增加1000亿元。有的同志说专项债不在赤字的统计当中吗？不在赤字的统计当中。因为根据中国四本预算，专项债所对应的还款来源是政府性基金预算而不是一般公共预算，而赤字是在一般公共预算中的缺口，所以专项债不在赤字规模之内。2019年财政支出超过23万亿元，是历史上的最高值，增长6.5%，与GDP增速（6.6%）大致保持趋同。在这种增速的条件下，财政政策效力的发挥、对国民经济的有效拉动主要依托两点进行：第一，优化结构；第二，提升资金管理效率。这两点无论优化资金配置结构，还是提升资金管理效率，核心都落在“提效”二字上，加力提效就构建完成。

　　除此之外，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10.9%。改革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缓解困难地区财政运转压力，决不让基本民生保障出问题。

　　在上述的总体框架下，2019年财政政策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工作。

　　第一，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从减税的落点来看，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我先讲小微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让问题。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或者叫作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2018年从原来的年营业收入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征收率按3%来征收。2019年最大的变化是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

　　在增值税减税的同时，扩大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安排。另外，我们还将推进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累计下来，增值税减税规模在7000亿元上下。还考虑到部分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是按照6%征税的，6%的税率不变，由于前端的税率开始减少，这些企业所能够获得的抵扣规模开始下降。因此，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第二，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但是，地方财政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对养老保险实施有效的财政补贴，以避免在降低收费标准情况下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风险。除了养老保险基金以外，我们还涉及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两类保险的征收，工伤保险根据缴费人数的多少和标准设定累退方案，而失业保险则对稳岗企业和新增就业较为明显的企业实施相应的返还和奖励，这些政策都将继续坚持。

　　第三，在减税降费全面推进的同时，预算平衡成了一个大问题，怎么样能够实现在减税降费的同时还能够保证预算平衡？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2万亿的减收靠什么平衡？一方面要开源，另一方面要节流。首先，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有人说5%和3%的比例很低。首先，我们进行预算绩效管理，对这笔资金管理强度就很强，另外我们的一般性经费的支出和“三公”经费压缩已经持续第7年了，该有的水分和该有的空间该压完的基本上都压完了，现在再压低5%，基本上要从手指缝和骨头缝里往外压了。而且报告明确指出，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诸多努力是希望既让企业获利，让收入分配改革能够真正得以实行和落地，又可以保证财政健康可持续。报告指出，“我们要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坚决兑现对企业和社会的承诺，困难再多也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第四，有效发挥地方政府债券作用。2019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较2018年增加8000亿元，与2018年较2017年新增8000亿元的增幅基本一致。专项债券的发行和扩大有效保证了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相关资金的筹集问题。另外，我们还要适当增加政府支出的杠杆作用。而且，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和重大风险，2019年仍将为地方政府安排一定数量的置换债券，减轻地方利息负担。同时，对融资平台公司的改革，审慎管理，坚决避免出现“半拉子”工程。

　　第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三大板块：第一，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第二，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第三，实施预算公开，并在预算公开的情况下提升预算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以上这些财政政策对于平衡财力、实现对减税降费的有力支撑也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2.货币金融政策

　　第一，2019年货币政策，总体来讲是松紧适度的。松紧适度，同时覆盖了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两个层面。

　　数量型货币政策，主要针对的是货币供应量的多与少的问题，所涉及的政策手段有货币发行、投放、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再贷款安排，等等。国务院要求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换句话说，2019年的货币增长要与产出绑定在一起，而不是资产。另外，在实际的执行中，报告明确要求，既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又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价格型货币政策也在同步发力。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也就是说，我们要引导利率的适当下行，以降低债务的负担，并有效激励投资活动。此外，我们还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从而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避免汇率过大波动给海外投资和贸易带来冲击和影响。

　　第二，在货币政策得以完善和确定的同时，金融政策也要全面推向深入。从金融政策的情况来看，2019年的工作重心是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要想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的重点在于解决信贷问题、资本市场改革问题以及相关企业业务经营性收费的问题。首先，要求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脱实向虚。其次，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第三，清理规范银行及中介服务收费。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

　　第三，金融体制改革。关于资本市场的相关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是股票市场，要进一步扩大股票市场的规模，增强股票市场的融资能力，完善股票市场的估值体系，优化股票市场的运行效率。在这个体系下，实现注册制改革的有效尝试和起步。上海证交所开启科创板的步伐，科创板体现出注册制改革在股票市场有效落地的尝试和探索。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增强保险业风险保障功能。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化解处置。我国财政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可运用的政策工具多，我们有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另外，增强保险业的风险保障功能。也就是要求保险姓保，雄安地区的洪水保险、山东的农产品价格保险等都是增强保险业风险保障功能的有效落点。

　　此外，我们还要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创新手段，金融能够通过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方式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简单解决资金融通方面的缺口或通过对资金的垄断权攫取巨额投资收益。

　　3.就业优先政策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调控框架体系。这种角度需要就业政策完成两个基本选项：第一，就业政策到底是什么、落点在哪里、主要通道在何方；第二，就业政策如何与财政和货币政策形成有效协同而不是相互掣肘。从上述角度出发，2019年就业政策在宏观调控的相应安排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把就业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是首次，目标是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必须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要在实现预期目标的基础上，力争达到近几年的实际规模，既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也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留出空间。只要就业稳、收入增，我们就更有底气。这是就业政策的基本落点和地位的确立。就业政策被放到宏观调控框架中，并作为三大支撑性政策中关键性、创新性的政策。

　　第二，就业政策在2019年的核心安排。报告要求，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将四个通道发展好运用好。对于新增就业群体、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以及形成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安排中，要求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对招用农村贫困人口、城镇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各类企业，三年内给予定额税费减免。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中的性别和身份歧视。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大规模扩招100万人，并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使得现代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交叉，构建起人才流动的立交桥。对于中等职业教育，要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我们要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就业政策，既要形成有效的就业突破，形成新思维、新模式、新路径和新手段，又要与财政和货币政策形成有效的衔接和连通。就业政策作为宏观政策来讲将统领与之相关的其他的行业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在上述的三大政策体系之下，我们将形成新的宏观调控框架，这个框架我们姑且称之为“两积极一稳健”，即：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两积极一稳健”有效地针对经济运行中的关键性矛盾，化解重大风险，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有效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