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陶冬，瑞信的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于1998年加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侧重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但同时兼顾亚洲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此前，曾任香港宝源证券高级经济分析师及中国研究部主管。陶冬为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董事。连续多年入选权威业内杂志、美国《机构投资者》亚洲区优秀经济分析员排名榜。曾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作出过前瞻性分析和预警。曾于中国、美国及日本任职，自1994年起长驻香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过三个超高的持续增长期，每次5～6年，增速维持在10%以上。在超高增长期之间，也出现了偏低增长期，持续3～5年，同时伴随着经济的结构性转型。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维持数年的偏低增长期。弱增长期的背后，是信贷弱周期、房市弱周期、出口弱周期、中小企业弱周期。中国在此弱周期中，将面临两大结构性转变：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必须改变，信贷催生式增长模式必须改变。

    笔者看来，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大意外，不是通胀，不是房地产新政，而是民营企业不再做实业投资了，企业家蜂拥投向PE，在泡沫的海洋中畅泳。做实业艰辛，工资涨、成本涨、汇率涨，做财务投资易如反掌，房地产、股市分分钟可能赚出实体利润数倍的回报，其背后其实是天量信贷扩张所带来的资产泡沫。这个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恐怕在历史上会留下一笔。

    信贷更大的问题是，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银行业务对象的减少，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功能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信贷在经济中的影响弱化了，信贷的乘数效率下降了。

    同时，以出口业为主体的沿海中小企业，正在面临一场现金流危机。除了信贷紧缩外，工资上涨、汇率上涨、材料价格上涨，扼杀着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企业迁往内陆省份，是为制造业设计的退却之途，也是中国平衡地域经济的国策。

    然而，民间资金投资偏好上的突然变化，并未引起重视，全国上下沉浸在最先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出来的主要经济体的自信之中，中央政府忙于抑制房价，地方政府忙于卖地，工人要求涨工资，热钱从大蒜炒到字画。当财政扩张的效力消失之后，当天量流动性进入收水阶段之时，实体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便暴露了出来。

    首先，目前的信贷结构问题严重。当年不顾后果地扩张信贷时，大型国企、地方融资平台是主要受惠者；而贷款收紧时，中小企业却成受害者，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环境正常化实施上，采取了数量型收缩孤军深入的策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600基点，4.5万亿元流动性遭抽离。但是，流动性的减少并非由所有经济参与者共同承受的。“钱荒”处理不当的话，中国经济难免出现全面滑坡。

    产业升级、企业转型，是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的重要环节。涨工资，更是扩大内需、将增长果实分配给劳动者的关键举措。这些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过快地、过激地推行这项政策，带来的不是企业成功转型，而是企业倒闭，工人最终未必受惠。经济转型是要调结构，而不是促成产业空洞化。

    通胀升温，令政策的选择空间、回旋余地大幅收窄，许多政策由主动调整变成被动应对。

    对于经济增长减速，其实决策者不是没有心理准备。经济转型中，在不影响社会安定、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牺牲一点增速，也无可厚非，不过笔者看来，整个社会对转型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经济进入弱周期所产生的后果估计不足，对可能需要的反周期措施准备不足。  不要预言通胀何时见顶、增长何时见底、货币政策如何转向、房价有无反弹，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中期的弱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