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有关数据显示，在自然灾害中，女性死亡率是男性的四倍，这一数据令人震惊。由于生理差别、历史文化传统和享有社会资源不均等因素，灾害事故对两性影响存在显著差别，女性受害的广度和深度都大于男性。在应对灾害事故时，应急管理部门应树立社会性别视角，重视性别差异，充分认识到两性在面对灾害事故时的知识、风险和脆弱性是不一样的，在制定应对灾害的规划和措施时重视女性的特殊需求。
■ 郭伶俐
灾害事故发生属于非常态的常态现象。近些年来，地震灾害、海洋灾害、地质灾害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化学品泄漏、核放射线泄露等事故灾难及恐怖主义、战争等社会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自然灾害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很多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也逐渐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灾难事件，任何灾害事故都不会偏爱哪一种性别。但是，由于生理差别、历史文化传统和享有社会资源不均等因素影响，使得灾害事故对两性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别——女性受害的广度和深度都大于男性。因此，在应对各种灾害事故时，应急管理部门应树立性别视角，重视性别差异。
应对灾害事故中存在着性别差异
灾害本身没有性别差异，但应对灾害事故中却存在着性别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生理脆弱性使得女性应对灾难的能力低于男性。联合国有关数据显示，在自然灾害中，女性的死亡率是男性的四倍，这一数据令人震惊。伦敦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把它归结为社会性别分工使然，否认生理因素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导致灾害中女性高伤亡率的元凶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不是男女生理差异。纵然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使得女性面对自然灾害时更为脆弱，但也不得不承认生理因素对女性抵抗灾害的影响。无论安全行为方式、体能生理特征，男女都存在显著区别。研究表明，震后48小时内分娩率明显增加，尤其是早产率，还可能出现流产、死胎及分娩引发的不孕症和其他并发症，这是灾害对女性生育造成的残酷影响。
性别歧视和有限救援并存造成灾害事故后的性别差异。联合国妇女署在研究死亡数字的巨大差别时，把性别歧视列入其中。影片《唐山大地震》所讲述的不只是灾难，还留下了灾害后的人性难题。在救援设施和救援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面对“只能救一个的万难抉择，母亲把传宗接代作为选择原则。1991年孟加拉国发生风暴时，一位父亲无法同时抓住儿子和女儿不被大浪卷走，最后选择放弃女儿，因为他认为儿子还要延续家族的香火。此外，由于灾后食物、饮用水和医疗卫生等生存资源的有限性，家里人更愿意把有限资源分给儿子或者多分给儿子。
享有社会资源不均等使得灾害事故应对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在灾难事故中比较容易受伤害，与性别的社会安排和社会角色有着密切关系，尤其偏远地区的农村妇女。“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不利于女性平等地获得灾害的信息和灾害预防的知识和技能。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官员马雷军在汶川地震后采访过一个女性，问她总共参加过几次村里组织的灾害预防培训，她说参加“半次——她们村总共举办过5次类似培训，4次都是男主人去参加的。她唯一去的那次，是因为男主人外出不在家，而她只听了半小时就回家给老人和孩子做午饭了。此外，女性把照顾和保护好儿童和老人作为自身责任，一旦灾害发生，女性将自身生死置之度外而尽可能地保护孩子和老人，这增加了女性自身遭受灾难的风险。
当前灾害事故应对缺乏性别视角
应对灾害事故中之所以存在性别差异，其关键原因在于当前灾害应对缺乏性别视角。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应急管理，性别与灾害一直是割裂的，灾害社会学关于灾害的性别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应急管理中缺乏性别视角，性别歧视又强化了灾害应对中的性别差别。
事故灾害研究缺乏性别视角。目前，我国关于灾害的应急管理研究重点是“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和应急法制）的建立和完善，学术研究领域要么侧重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各种具体事故灾害的发生机理和应对策略，要么研究/借鉴国外应急管理理论和方法，并不涉及事故灾害的性别研究。灾害社会学已经开始把灾害的性别研究纳入研究对象之中，虽然研究起点比较高，已经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减轻——就绪——响应——恢复的应急全生命周期之中，但其研究只是刚刚起步。学术研究的滞后性，影响了应对灾害事故的性别选择策略。
应急管理体系和相关防灾减灾救灾规划文件中缺乏性别视角。我国从国家层面到各级地方层面，都构建了比较完备的“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但“一案三制中存在着性别视角“缺席，没有考虑性别差异。防灾减灾规划等规划文件中，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性别差异和灾后女性特殊生理需要。因此，灾害发生后，受灾群众安置问题成为首要关注问题，妇女、婴儿问题等往往被当作“细节问题被忽略。而这些看似“细节的救援物资（女性卫生用品及健康用品等），恰恰正是女性所需要的。
文化传统和社会角色固化从反面表明缺失性别视角。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并非无视女性特殊生理特点和需要，而是在承认两性差别的基础上讨论男女平等。传统文化中的“重男轻女思想、日常生活中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以及一些文艺作品中女性角色固化现象，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着灾害事故应对中的性别行为。比如，灾后的人性难题、儿女救援的选择性放弃等都是上述文化影响的结果；再如，忽视灾后孕妇、女性生育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安全救援问题，也是上述文化影响的表现。
如何降低应对灾害事故的性别差异
为降低应对灾害事故的性别差异，减低灾害事故后女性应对的脆弱性风险，增强女性应对灾害事故的能力，在学术研究和应急管理中，要充分认识到两性在面对各种灾害事故时的知识、风险和脆弱性是不一样的，在制定各种应对灾害的规划和措施时要充分考虑女性的特殊需求，强化性别视角。
在灾害社会学和应急管理研究中注重灾害的性别研究。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学术研究有助于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应急管理研究要突出女性问题，并将女性问题置于其理论研究的框架之中，贯穿于应急全生命周期或应急管理的全过程；灾害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研究要迅速跟进应急管理研究，重点研究灾后女性遇到的突出问题和特殊需求，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在应急管理体系和相关防灾减灾救灾规划中增加性别视角。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应急救援预案、进行应急救援培训、实施应急救援行动、事故现场的清洁与净化、灾后恢复等一系列应急管理过程中，要增加性别视角，充分考虑生理性别的特殊需求，包括性别救灾物资储备、女性特殊生理物品的发放方式以及灾后女性健康等方面。应急管理应尽量客观、全面、系统，避免因管理问题引发次生灾害。
摒弃刻板化的社会角色，强化社会性别意识。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也需要女性自身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防灾知识宣传最好避开女性特殊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媒体不炒作歪曲男女平等价值观的新闻事件；在孩子培养上，弱化生理性别意识，强化社会性别意识，给男孩女孩平等的成长机会，给予女性特别支持。女性自身也应该增强社会性别意识，担当性别平等责任。
（作者为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该校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